在外資合作漸入新格局的當下，深化引資改革恰逢“拐點”，正當其時。約半壁世界500強企業落戶，實際利用外資規模連續12年位居全國之首的江蘇省，通過提供契約化公共服務、本土化移植外部經驗、機制化力促外企轉型等，促使外資格局呈現從製造業流向服務業、從成本導向邁向研發導向、從“引財”轉向“引智”＋“引技”的結構性之變。

　　結構性之變顯現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11萬家，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689.8億美元，外資企業每年為該省貢獻1/4的固定資産投資和稅收、超六成的對外貿易額、超七成的高新技術産品進出口和三成以上的就業崗位。商務部統計顯示，截至2014年底，江蘇實際利用外資規模連續12年位居全國第一。

　　“伴隨近年我國經濟增速下降到7％－8％區間、勞動力成本進一步上升、人民幣匯率波動等因素，在華外企市場預期發生轉變，並出現一些投資轉移跡象。”浙江省特聘教授李曉鐘認為，江蘇外資恰在本輪經濟深度調整期逆勢上揚，呈現“三少三多”的向好之變。

　　記者查閱歷年數據發現，相比2000年的90.1％，2014年江蘇第二産業實際外資佔比下降到54.4％；第三産業實際外資佔比從9％上升到43.5％。在製造業外資中，新一代資訊技術和高端裝備製造等先進製造業佔比超過60％。融資租賃、現代商貿、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外資佔服務業比重達40％。在江蘇外資第一市蘇州，“十二五”期間，該市服務業註冊外資佔比較“十一五”提高12個百分點。服務業新設項目數、註冊外資佔引資總數比重全面超越製造業，引進各類外資功能總部企業超100家，引進獨立研發企業50家、非獨立研發中心257家。

　　“已經進入工業化後期的江蘇，利用外資正從注重吸引製造業項目，向引進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産業結構演進。”江蘇省商務廳副廳長趙進説。

　　貝爾卡特集團是在華投資規模最大的比利時企業，其集生産、科研于一體的唯一海外研發中心位於江蘇江陰，承載了企業在華一半的産能。中心負責人説，“每年3％銷售收入被用於研發，換回公司超過1500項專利權。”

　　博世汽車擁有一支平均年齡30歲的工程師團隊，130多億元的年銷售收入中5％被用於研發。

　　2001年在江蘇昆山建廠生産電腦主機的研華科技，2003年設立研發中心。總經理陳順浪説，2009年實現主機研發、製造、維修一條龍；2012年導入工業4.0，增強柔性設計製造能力。公司目前日均更換6.5次産品線，1台電腦的訂單也能接。企業減員不減效，2015年銷售額突破20億美元。

　　慕貝爾汽車部件有限公司東亞區總經理安捷説，如今江蘇大部分外企掌握核心技術，並在品質上精益求精。

　　記者調研了解到，當前江蘇外資企業展現出科技含量高、佔地面積少、環境污染小等特點。以“德企之鄉”江蘇太倉為例，太倉新區73家規模以上德資企業綜合能源消費量1.8萬噸，僅為該市的5.8％。其中，德國博澤汽配、德國維特根機械等購買土地的德資項目，畝均稅收超過100萬元。江蘇省電力公司總經理尹積軍説，外企用電數據分析表明，其對能源的依賴度趨於降低，集約型增長漸成大勢。

　　“三化”並舉促外企歷久彌新

　　多年來，江蘇通過提供契約化公共服務、本土化移植外部經驗、機制化推進外企轉型等，吸引越來越多優質外企入駐發展，催生了虹吸效應。

　　一些外企人員表示，他們只願一心生産，政府儘量少干預、強服務，領導參觀、上級指導能免則免。安捷等外企負責人説，不需要政府各類補貼，只需要一個講契約的政府，比如應允電力、土地供應就不能食言。

　　服務外企還體現在大力保護智慧財産權上。太倉市法院院長趙新華説，作為“全國專利保護重點聯繫基地”的唯一縣級市，通過加強智慧財産權行政和司法保護，在外資集聚區建立智慧財産權聯席會議制度，20多年間，基本未出現針對外企的重大侵權事件。

　　三星（中國）半導體有限公司副總裁申在鎬認為，外企産品高品質是因擁有嚴苛的技術要求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比如擰螺釘，要求擰5圈回1圈，就不能直接擰4圈”。全球物流負責人謝偉寧説，江蘇為外企移植本國經驗開闢了“綠色通道”，這是外企保持競爭力的基礎。

　　舍弗勒有限公司培訓中心高級經理張振中説，為培養優秀産業工人，舍弗勒（中國）培訓中心每年出資固定培訓人員20人，覆蓋車工等七大模組，招聘初中畢業生，採用實踐與理論課時4：1的比例方式教學，畢業生供不應求。太倉市副市長陸燕説，無論是在生源素質、費用減免及服務方面，市裏都盡可能支援，每年聯合德企培養數百名一線操作人才。

　　江蘇外資規模空前，實現轉型升級，必須從鼓勵和嚴控兩方面著手，涇渭分明。為防止部分外企利用我國環保標準低的漏洞，江蘇嚴查外企環保投入明細，設立各類環保基金鼓勵節能減排，實現環境監察常態化。

　　多地制定政策鼓勵外企迎難轉型。昆山出臺《“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六年行動計劃”實施意見》，力推台資製造業企業向産業鏈高端延伸。大多數臺企已嘗碩果，將節約下的成本投入技改和産線升級，如富士康等35家加工企業實施“機器換人”，統一、捷安特等設立銷售和營運中心……克諾爾車輛設備（蘇州）有限公司售後服務總監衛武賢説，獎勵和倒逼機制同步推進，促使外企提升核心競爭力，為開拓國內外新市場提供助力。

　　引資轉型正當其時

　　業內人士認為，在外資合作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吸引外資政策調整亦迎來“窗口期”，待沿3條路徑推進深改。

　　首先，推動引資政策從“內外有別”到“一視同仁”。蘇州市副市長徐美健認為，從外資合作環境上分析，江蘇這樣的外資大省宜考慮由原來重點制定吸引外資的內外有別專項政策，轉向內外資一視同仁局面。“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探索完善，不僅為外資進入確立了更加法制化的環境，還預示著未來內外資政策環境將逐步趨同，改變以前對於外資有著更加優惠的情形，外資合作需要面對和適應新環境。”

　　其次，引導資金流向從“單項引入”到“進出聯動”。

　　李曉鐘説，2014年我國對外投資存量佔GDP比重僅為7％，離世界30％左右的平均水準有較大差距，未來10到20年中國海外投資將增加3至5萬億美元，改變原來外資引入的單向資本流動。“且我國今後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可能會較多收購或兼併具有創新成果的海外企業，由此將助推外部資本攜帶創新成果投資于中國，促進對內對外投資聯動發展。”

　　再次，促使引資模式從“勞動力導向”到“産業鏈導向”。江蘇外資發展實踐表明，在産業模式演進中，外資正由原來側重勞動力等低成本産業轉向更加注重價值鏈的合作。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吸引外資更多的是針對中國勞動力等低成本優勢進行的産業轉移，未來要重視通過産業鏈的延鏈、補鏈、建鏈等全球價值鏈的合作。”中央黨校國際戰略所世界經濟室副主任陳建奇認為，應抓住本輪全球經濟調整期和企業格局洗牌期，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改變局限于低附加值的産業投資模式，培育向産業鏈兩頭延伸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