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波動下行，經濟運作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勢和特點。其中，有效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也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後。這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更高水準的供需平衡。

　　當前，我國的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2013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戶均達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超過100輛。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住”“行”的市場需求會發生明顯變化。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準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産品品質、品質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佔比明顯提高。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産業産能嚴重過剩，産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後於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採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産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産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問題倒逼、必經關口。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徵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突出矛盾和問題。

　　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作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産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産出水準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産能，處置“僵屍企業”，推進資産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於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準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實現更高水準的供需平衡，一是增加公共産品供給，更好滿足社會需求。

　　公共産品是需求收入彈性高的産品，在每人平均收入低時，人們對私人産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要遠遠多於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需求。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水準的改善，人們對公共産品的需求增加，而且也有了支付能力。2015年，中國每人平均GDP已經達到8016美元，在這個水準上對公共産品及其品質的需求是旺盛的。儘管我國過去對全國基礎設施持續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但是與人們的需求相比，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極大的缺口。在地方層面這個缺口極大，其中不只是在農村和縣鎮基礎設施極其落後匱乏，在二線三線城市也同樣存在巨大缺口。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中，地下管道建設、污水和垃圾處理、各類污染的治理、無線網路覆蓋、園林綠化建設、文化藝術場館、體育健身設施、停車場、居民休閒娛樂、養老健康事業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

　　不應該增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應該提高城市建設標準。無論是在道路交通上，還是在城市功能設施上，或者是在公用民用建築上，我們的建設標準過低，規劃也不完善，因此容易出現反覆拆後重建的現象，也容易限制城市基礎設施發揮功效。在建築標準上適當的超前絕不是鋪張浪費，反而會為未來節約資源。

　　還應注意，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既應重建設，也應重維護。很多城市公共設施遵循了較高標準進行建設，因此各地高樓大廈雨後春筍般豎起來，看起來比發達國家更為繁榮。但是這些豪華設施沒有得到很好維護，因此往往很快從剛建成的“發達國家”淪落為運作時的“發展中國家”。因此，目前過剩的産能完全應該引向公共産品和服務領域，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在城鄉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既增加了有效需求，消化了當前的産能，同時這些投資形成的基礎設施是消費性的，不會産生新的過剩。

　　實現更高水準的供需平衡，二是全面提高民用産品品質，更好滿足居民消費需求。

　　産能過剩與其説是過剩，不如説是資源錯配，是供給沒有很好滿足需求。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居民逐漸富裕起來，購買能力已經大大提高。一般而言，低收入群體會更多地購買低品質從而價格也低的産品。隨著經濟增長帶來的每人平均收入增加，人們越來越看重産品的品質，對高品質産品的需求不斷增加。但問題是，因為各種原因，國內製造業未能充分滿足消費者對産品品質需求的日益高漲，從而導致國內消費者出國搶購各種消費品，或者通過海外代購購買國外産品。在這些産品中，奢侈品有世界頂級箱包、時裝、珠寶、鐘錶，日用消費品有電飯煲，食品有嬰兒奶粉、紅酒等等。而實際上，其中很多産品是國內有能力生産的，還有很多國外品牌乾脆就是在中國境內生産的。因此，去産能或去庫存要做到的其實是淘汰落後産能，發展高端産能，提升産品品質。

　　提升産品品質，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加強和改進政府品質治理能力。當前，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機制不夠成熟，人民群眾的品質需求與品質安全保障能力之間的矛盾還比較突出。我國産品品質監管體系特別是品質法律法規和監管制度還不夠完善，品質監管力量特別是基層力量嚴重不足，社會誠信體系還不健全，品質安全事故時有發生。我國國家品質技術基礎與發達國家相比，整體水準差距較大。要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繼續清理、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研究制定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國際上越來越重視的標準、計量、合格評定等品質技術基礎納入國家戰略，加強集中統一管理，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完善國家量值傳遞溯源體系，推行電子商務等新業態認證認可制度，加快檢驗檢測認證機構整合，加強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研究和應對。加強品質國際合作，深化品質技術國際交流，建立健全監管合作機制，做到産品和服務品質“雙提高”，實現國內和國外消費者“雙滿意”。

　　第二，通過産業政策，推動行業集中度適當提高，鼓勵企業規模做大做強。在民用消費品領域，大部分産品都不適合過度競爭；如果過度競爭就會逼使企業無底線地降低生産成本，用低品質換取低成本，導致産品品質得不到保證，最後還是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因此，應該鼓勵企業融合併購、強強聯合，允許一個行業只容納有限數量企業，讓它們的規模得到保證以獲得規模經濟好處，從而有能力提高産品品質；同時大型企業會形成品牌和知名度，這也增加了其維護品質的動機。此外，少數企業之間也能形成有序競爭。以美國為例，即使是啤酒、餅乾、個人衛生護理産品這樣的輕工業日用消費品，也都是由少數企業佔據著大部分市場份額的，這種市場份額又處於動態的競爭壓力之下，促使企業愛護羽毛——重視産品品質和企業聲譽。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麼幹”指明瞭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託，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準，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