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報載，杭州方林福炒貨店因一個“最”字廣告被罰20萬！3個月前，該店因栗子外包裝牛皮紙袋上面寫著“杭州最好的炒貨店舖”被杭州市西湖區市場監管部門擬行政處罰20萬元。此後，2月1日，西湖區市場監督管理局針對方林富要不要罰20萬進行聽證。日前，西湖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將《繳納罰（沒）款通知書》送到方林富店裏，確認“罰款人民幣20萬元，如逾期繳納，每天加處罰款額3%（6000元）的罰款”。

　　【分析】

　　眾所週知，不管是司法判決，還是行政處罰，一個非常重要的執行原則就是不但要合法，也要合理，只有合法與合理性相統一，才稱得上一個合格和有效力的處罰。於此而言，罰“最好炒貨”20萬元，是亟待商榷的。

　　就違法的主觀性上來講，方林富炒貨店不具有故意使用“最”字宣傳“最好炒貨”的故意。道理很簡單，如此一個並不算多大的炒貨店，20萬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甚至是一個天文數字。如果當地的市場執法局普法宣傳到位，像方林富這樣在當地小有名氣的炒貨店，應該被宣傳教育到。而如果方林富一旦知道用“最好炒貨”的詞語做廣告，將面臨最低20萬的罰款，完全抵得上半年的炒貨買賣收入，相信打死他也不會再用“最好炒貨”的詞語做廣告。

　　再説，杭州方林富炒貨店違規使用“最好炒貨”詞語做廣告，只是在有限的外包裝袋上印製，並不是通過媒體、網路等大肆宣傳，實質上並沒有多少廣告惡意炒作、形成多少實質的傷害，以及違法違規收入等，且是初犯也是首次被查。按照我國《行政處罰法》（行政法律的法律，高於廣告法的效力），行政處罰應遵循公正、公開（既考慮違法事實，也考慮違法情節、危害後果等）的原則，以及行政違法非惡意且輕微首次不罰以教育為主等規定和執法慣例，都是可以考慮對該炒貨店做出不罰而以警告教育為主，或在20萬罰款的決定基礎上最終決定給予輕微處罰等。

　　反過來再看，《廣告法》的規定雖然規定了經營者不得使用“最”等極限用詞做廣告，罰則中也明確規定了“廣告經營者、廣告發佈者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代理、發佈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廣告費用，並處廣告費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款”。但顯然，這樣規定的公平性和嚴謹性值得商榷。一者，何為明知和應知沒有明確定義，不易界定；二者，不分經營者大小一旦違法一律按20萬-100萬罰款，可能不公。比如同樣的違法和情節，一個年産值20萬元和一個年産值2000萬元的企業，都按相同的（區間）標準處罰，是不可能符合處罰應有公平合理原則的，也不符合處罰的本意。

　　也就是説，對方林富給予20萬的罰款，有很大不符合“合法合理相統一”的行政處罰原則之處，進而行政處罰效力也有待再議。

　　曾記得，兩個月前，當杭州方林福炒貨因“最”字被罰20萬的時候，輿論在肯定當地執法部門“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同時，一個關鍵的爭議點就是這樣的“依法處罰”到底合不合理，人們期望當地市場執法部門能夠在接下來的聽證環節，很好吸收公眾意見，給予不但合法更應合理的行政處罰。但顯然，就目前的結果來看是有些令人失望的。

　　法律不外乎情理。行政罰款根本目的是在維護社會和市場的相關秩序，如果不用罰款或少罰款的方式就能起到教育和引導的目的，就不應該首先揚起罰款的大棒不放，而是選用行政警告、説服教育等手段。不過還好，即便當地市場監管部門做出了最終的行政處罰決定，但也不是最終的處理決定，還有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等救濟手段可幫助方林富。

　　期望杭州有關復議部門和訟訴部門，接下來能夠在現有法律框架和人性執法慣例下，對“最好炒貨”案最終做出決定前，能夠更多站在行政執法合理化、人性化角度審視該案，合理合法合情地對該案作出處理，體現法律與人性、公平的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