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給側改革、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對政府而言是完善體制機制、適應經濟增長新模式的過程。專家建議，中央政府需從“頂層設計”轉向“頂層框架設計”，為地方政府留出更多主動作為的空間，同時引入新的考核指標，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

　　供給側改革應因地制宜

　　大連市高新區管委會主任靳國衛認為，在供給側改革中，特別是在簡政放權、減輕企業負擔以及實施市場監管方面，地方政府仍大有作為。

　　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阮青説，我國各地區發展階段不同，制定改革政策除了統一思想，也要因地制宜。要在確保中央政策權威性、指導性的同時，保護地方改革的積極性和自主性，鼓勵地方政府在吃透中央精神的基礎上，結合本地實際對中央政策進行深化細化。

　　“以往的工作經驗表明，基層的有些做法雖然未必很規範，但有其合理性，也沒有違反中央政策精神，還是應當允許基層大膽嘗試。”阮青説，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要允許地方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先行先試的需求，而不是一味被動等待上級給政策給試點。

　　以網際網路約車為例，2015年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專車平臺頒發網路約租車平臺經營資格許可，但這一嘗試卻與兩天后交通部起草的《關於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有衝突，上海此前對約租車平臺管理的設想也隨之擱淺。

　　對此，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説：“如果中央層面的政策過於細緻，可能會約束地方發揮的空間，也會造成地方政府被動等待國家政策，而缺乏推動改革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供給側改革需要發揮地方的主動性，也意味著地方政府所面臨的支出壓力可能進一步增大。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説，全國85％的支出是由地方政府完成的，其中市、縣、鄉三級政府約佔70％。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需要讓每一級政府的權力和責任相匹配，而不是簡單的“上級政府出決策、下級政府去執行”。

　　“本領恐慌”困擾地方政府

　　與過去以招商引資、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工作模式的需求側管理相比，供給側管理需要更多的“軟功夫”。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作為供給側改革的具體執行者，部分地方政府正遭遇“本領恐慌”。

　　一方面是“老辦法”不靈了。不少地方過去習慣以財政補貼等方式支援企業發展，然而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如何從供給側的角度為企業營造更好的市場和制度環境，提振企業家信心，真正為企業雪中送炭，不少地方政府還沒有“破題”。

　　廣東省佛山市副市長黃喜忠舉例説，企業投資一個10億元的技術改造項目，政府補貼3000萬元已屬不易；但如果企業家對改革、對市場沒有信心，政府想用3000萬元的補貼引導企業家投入9.7億元，難度很大。

　　“供給側改革強調企業家精神，地方政府要做的就是堅定推行改革，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讓企業家感覺到改革的決心和前景，但這可能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將考驗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定力。”黃喜忠説。

　　另一方面是新手段還沒學會。近年來，在社會經濟的快速變革中，大量新生事物層出不窮，PPP模式的推廣、創新類引導基金的推出、“網際網路＋”在各個領域的興起、多項審批權的下放，都對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戰，一些基層幹部因為專業知識欠缺而陷入茫然。

　　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説，以PPP模式的推廣為例，儘管財政部和發改委都下發了相應的文件，但由於這項業務本身十分複雜，涉及經濟、法律等多領域的專業知識，加上國內合格的仲介組織較少，許多地方從政府分管領導到發改委一線工作人員，都面臨一個較為困難的學習消化過程，“懂得操作的人沒幾個”，廣泛實施仍需時日。

　　再以簡政放權為例，一些基層幹部反映，上面的政策來得多、來得急，基層常常難以接得住、接得好。例如，江西省一個縣共承接省、市下放和取消的行政審批項目280項和94項，可運作一段時間後發現，其中“接不住、用不了、管不好”的佔了近三成。

　　完善激勵約束機制是關鍵

　　不少基層幹部認為，供給側改革實際上要求政府傳統管理方式的變革。對地方政府而言，如果對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有實質性的激勵機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建議通過考核機制的改進，實現地方政府在經濟工作上從抓數量到抓品質的轉變。

　　阮青説，過去政府主要抓GDP、抓投資、抓財政收入，這些指標都是有任務分解的；供給側改革的任務要求也應落實到具體目標上，並傳達和分解到地方。比如，對於減稅、減免企業社保負擔等政策，要有落實情況的督查，也可要求地方自己根據實際出臺減輕企業負擔方面的舉措，比如清理地方性的不規範收費等。而對於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則要予以查處和整治。

　　靳國衛介紹説，大連市高新區今年在制定考核指標時，除了傳統考核指標之外，還設計了一些創新性指標，比如科技研發投入佔GDP比重、教育投入佔GDP比重、每年專利申請量等。建議提升“創新”在政府考核指標體系中的比重。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建議，對於環保、民生類工作設置一些硬性的指標，對地方政府形成較為明確的約束。此外，可強化地方人大、政協以及新聞媒體、社會組織等多方監督機制的配合。

　　重慶市北部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王夢菊認為，統計體系也需要創新，從統計指標上體現出轉型創新的成效，給地方政府以切實的目標引導。此外，可建立宏觀上的分層機制，根據不同地區的特點制定不同的考核標準，促使地方更注重區域性的産業定位，而不是盲目追風。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記者張彬、陳夢陽、羅政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