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筆者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等都是主要研究“供給側”問題的理論，如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人口變遷、資本累積、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知識增長、工業化、城市化、勞動力轉移等都是供給側問題。

　　●供給學派主張“四減四促”，其中“四減”是指減稅（含減支，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制），旨在調動積極性，促進生産供給；“四促”是指促進私有化、促進市場競爭、促進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和智力資本投資。

　　2015年11月23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等詞很快就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那麼，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為何要推進供給側改革？有何理論依據？如何避免推進中的誤區？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形成新主體、培育新動力和發展新産業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所謂“結構性改革”是指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管理”是指針對供給側問題而開展的管理。本文並不嚴格區分以上四者，下面主要使用供給側改革這個詞。

　　供給、需求乃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就建立在這些概念基礎之上。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總需求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駕馬車”組成。狹義供給是指生産者在某一時期某價格水準上願意並且能夠提供的商品或勞務；廣義供給是指所有能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率提高起作用的供給側因素或供給側力量，包括經濟活動主體、生産要素、要素升級、結構變動（如工業化、城市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制度變革（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等）等。

　　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産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

　　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製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産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産能過剩和僵屍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産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推進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後，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採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特別是在初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四萬億投資推出後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後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採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後，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麼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症下藥。中國經濟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問題，而非週期性問題。針對結構性問題，不能用解決週期性波動的需求管理政策去應對，而要採取結構性改革去化解。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後遺症越來越大。由於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於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産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産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産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後遺症。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産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國債務佔GDP的比重達到了235.7%，個別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超過2%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再次，推進供給側改革與推進全面改革是吻合的。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幾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産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生態制度改革等。可以説，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相當於從“政府調控側”轉向“全面改革側”。而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改革也正是要推進這些改革，故推進供給側改革也就是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

　　第四，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後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産出。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供給側改革理論並非始自供給學派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絕非始於供給學派，只不過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管理政策而已。

　　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於主導地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産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將供給管理思想發揮到了極致。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後，凱恩斯全面批判了薩伊思想，認為經濟危機是由“三大心理規律”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自由競爭市場不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必須通過政府干預，實行需求政策，才能消除失業和經濟危機。羅斯福治理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措施就是實行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新政”，但20世紀70年代初的“滯脹”宣告了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靈。於是，反對政府干預、強調供給管理政策的供給學派等相關理論開始興起。必須強調的是，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筆者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等都是主要研究“供給側”問題的理論，如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人口變遷、資本累積、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知識增長、工業化、城市化、勞動力轉移等都是供給側問題。

　　供給學派因使用了供給這個詞而成為最鮮明的供給側經濟學理論。主要觀點有：提高稅率雖然從短期看可以提高稅收收入，但由於抑制了納稅者的生産經營積極性，從中長期看反而導致稅收收入下降；在資源稀缺世界中，所謂商品過剩只是“劣等貨”過剩，其根源並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創造性供給”不足；企業並不只是被動適應市場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産單位，而是在創造需求方面發揮著能動性作用；經濟增長源自供給者的創造能力和生産率的提高，戰後美國等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其説是由凱恩斯需求政策所帶來的，不如説是由於凱恩斯政策“陰差陽錯”帶來的實際供給效應以及技術創新機制所帶來的。因此，供給學派主張“四減四促”，其中“四減”是指減稅（含減支，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制），旨在調動積極性，促進生産供給；“四促”是指促進私有化、促進市場競爭、促進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和智力資本投資。

　　在實踐中，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主張因被美國總統裏根、英國總統撒切爾夫人所運用、並産生了較好的效果而聲名遠播。

　　供給側改革容易陷入的誤區

　　供給側改革本是非常好的改革思路，但由於概念比較晦澀，各種脫離其本意的解讀較多，也要謹防出現如下誤區：

　　一是將供給側改革理解為從未有過的新生事物。供給側改革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實是一個新出現的詞，但與此相關的供給政策或供給管理、相關理論和實踐則早已有之。支援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源頭。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所有的改革理論都是從供給側考慮的，而不是從需求側考慮的。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實踐也並非始自今日，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改革、發展鄉鎮企業，九十年代中期的經濟體制總體改革，九十年代後期的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等，都是供給側改革。只要稍微梳理一下歷史就不難發現，推進供給側改革並非標新立異，而是回歸常識。

　　二是簡單用西方供給學派的觀點來理解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四減四促”（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促私有化、促市場競爭、促企業家精神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其中多數確也是中國供給側改革要考慮的重要內容。但由於中國體制具有特殊性，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張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比它要豐富得多。

　　三是以政府計劃思維推進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本是為解決政府過度干預或過度宏觀調控問題而提出的改革思路，但現實中很容易被人誤解為通過政府計劃或政府主導來確定供給結構，提供供給要素，增加産品供給，提高供給速度。這就有可能走到供給側改革的反面，不僅達不到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效果，反而帶來了與過度需求管理政策同樣甚至更嚴重的問題。如政府主導選擇産業、産品、項目和技術路線，就會帶來適得其反的結果。

　　四是將供給側與需求側對立起來。供給側與需求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或一隻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盡可能對稱和平衡，經濟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過去多年來我們過於強調從需求側進行政府宏觀調控以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現在強調供給側改革只是對其進行“糾偏”，而不是過於偏向供給側而忽視了需求側，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五是將供給側改革簡單理解為增加商品或勞務供給。前已述及，廣義的供給側力量不僅包括商品或勞務供給，而且包括供給主體培育、要素投入、全要素生産率提升、存量調整、增量形成等。若單純強調增加商品或勞務供給，在産能過剩形勢下，則只會帶來進一步的産能過剩。若廣義理解供給側力量，則會通過改革等，主要依靠企業和市場的作用，有針對性地解決結構性問題：一方面淘汰落後産能，讓市場出清；另一方面推進産業轉型升級，培育新興産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六是將供給側的生産要素與效率提高決定因素簡單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學者將供給側因素理解為人口或勞動力、資本、土地、創新、制度等。其實，這五種因素並非同一層面因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是生産要素，創新和制度是影響全要素生産率的因素。而且，生産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與生産要素質的提升是不同的，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不是通過提高生産率來實現經濟增長，而是通過投入量的增加來實現經濟增長，而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要素升級屬於要素質的提升，是通過提高生産率來實現經濟增長。除了要素升級外，制度變革、結構優化也是通過提高生産率來實現經濟增長。區分不同性質的供給側因素很重要，因為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是更為重要的供給側因素。其中，制度變革尤為重要，推進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這個“牛鼻子”，同時通過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來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