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火朝天，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大潮由去年延續至今。從單純收購他國資源型企業過渡到入股高端製造業、IT業以及現代服務業，正是當前中國經濟謀求結構調整、轉型發展的顯性特徵。當然，在一片“買、買、買”的叫價聲中，也要汲取過往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和經營活動中的慘痛教訓，規避“走出去”之中的各種陷阱。

　　彭博社的數據顯示，2016年1月以來，中資企業海外並購交易金額達708億美元，已超去年全年交易金額的一半。根據湯森路透的數據，今年以來，中資企業海外並購規模已佔全球跨境並購規模的47%。英國《金融時報》稱，今年以來全球規模最大的五筆跨境收購中，其中四筆涉及中國企業競購美國和歐洲資産，這些資産總價值達617億美元。

　　另有全球並購數據機構Dealogic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月，中國企業針對美國企業的並購規模已達235億美元，超過2015年全年中企對美並購總額。美國榮鼎諮詢公司的一份報告顯示，到2020年，中國在美投資將達到1000億美元至2000億美元，為美國創造20萬至40萬個就業機會。

　　中國企業投資海外持續升溫，可惜那些所謂的投資“熱土”並非都是投資“樂土”，過往失敗的慘痛教訓正是最好的鏡鑒。劉洪所著《誰坑了中國企業》一書集納了大量具體事例，闡述了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遭遇的種種“陷阱”，其中既有發達國家對崛起中國的疑慮和猜忌，以所謂的“國家安全”設置的意識形態屏障，也有中國企業不按常理出牌引來投資目的國人民的反感和誤解，以及中企不遵守市場規律和當地法律釀成的“苦酒”。

　　在《誰坑了中國企業》一書作者劉洪看來，國內一些企業折戟海外市場，主要有三方面問題：

　　首先，忽視了外國情況的複雜性。比如，在東南亞某國，中國某電力企業投鉅資開發水電工程，但隨著當地政局的變化，工程被取消，中國企業蒙受數十億元損失。這種高風險國家，一般西方企業都避免前往，中國企業則優勢明顯。但不可否認的是，很多中企只注重跟某個領導人和執政黨接觸，但這在政黨對立的國家，反而容易引發麻煩。一旦政局變化，合同很難得到切實遵行。在發達國家，法律相對完備，但對中國企業，則有其他種種隱形壁壘。華為進軍美國，甚至並購小公司都屢遭拒絕；中國企業赴澳大利亞購買農場，也多次被排斥和炒作。這正説明西方對中國企業的防範心態，如果是關乎能源資源類投資，這種有色眼鏡更加明顯。

　　其次，將國內的劣根性帶到了國外。如果説第一點很多是不可抗力，那第二點則暴露出一些中國企業不成熟的一面。比如，在海外，個別中國企業在環境保護、職工安全等問題上缺乏應有的重視，由此成為當事國輿論抨擊的對象，隨著當地政客的操弄，使中國企業成為眾矢之的，有些事件甚至引發激烈對抗造成人員傷亡。在海外招投標工程中，一些企業憑藉所謂的國外“經驗”，以極低價格中標，試圖在施工過程中，迫使急於工程完工的業主方追加投資。但國外顯然不同於國內，很多低價工程最終成為中國企業賠錢賺吆喝的買賣，甚至將國內的利潤用來填補海外投資的巨大窟窿，看了真讓人痛心。

　　再次，拍腦袋投資後患無窮。過去幾年，大宗商品暴漲，中國也加快了在這些能源資源項目上的投資；但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斷崖式暴跌，這些投資幾乎無一例外遭遇了鉅額虧損。這中間有難以避免的經濟趨勢性問題，但一些中國企業的好大喜功、拍腦袋決策，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本書作者提醒，中國企業投資海外特別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要做好“過五關斬六將”的心理準備。就拿投資美國來説，中國企業要耐心面對“審查關”、“法律關”、“歧視關”、“磨合關”以及“競爭關”。

　　對此，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唐承慧律師建議，中國企業進行海外並購時需要注意收購目標公司所在國家是否存在政治風險、政府審批的風險、工會和僱員反對收購的風險以及交易本身所隱含的商業風險，包括目標公司是否存在任何訴訟和爭議導致收購完成後的減值、是否存在智慧財産權侵權或原來技術許可失效的風險、是否存在控制權變更後的合同解除風險、是否存在商業賄賂等反腐敗風險等。唐承慧還建議，考慮進行海外並購的企業可以聘請專業的財務顧問、稅務顧問、法律顧問、人力資源顧問和公共顧問等第三方諮詢機構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諮詢服務，以便減小並購當中存在的風險，確保海外並購的成功進行。

　　總之，中國對外開放不斷走向深入，這既包括中國打開大門吸引外資，也包括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進行投資，這是一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發生的事情，也是企業要發展壯大必然進行的事情。今後，隨著“一帶一路”構想逐步付諸實施，我們將看到更多的中企向頂級跨國企業發出收購要約，將資金投向海外。除了膽識與豪氣之外，我們更希望目睹它們戰略上的智慧與戰術上的靈巧，真正做到“走得出去、賺得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