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3月22日訊（記者 馬常艷）作為“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政策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佔據重要分量。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做減法，又做加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協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目前，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各種解讀，而如何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顯得至關重要。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21日舉行的“2016兩會後經濟形勢和政策分析會”上表示，首先要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個正確的理解，不能陷入原來的概念錯誤或新的錯誤認識。同時，需要設計出切實可行的路線圖和實施方案，一步一步去推動改革的實施，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供給側改革 “三個不是”

　　針對如何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蔡洪濱首先從反面指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 “三個不是”。蔡洪濱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需求端“三駕馬車”的平衡，不是結構調整，也不是供給經濟學。

　　“需要糾正過去以三駕馬車平衡問題為中心的總需求分析。”蔡洪濱表示，中國之所以要在這個時候強調供給側，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整個經濟過分強調需求側，一個典型表現就是長期以來中外的經濟學家所説中國經濟出現了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失衡的問題。把“三駕馬車”弄平衡了，經濟就能得到持續的增長？“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判。三駕馬車在經濟學上是一個短期需求調節的概念，把一個短期需求調節的概念安放在一個長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上面，本身從概念上講就是一個錯誤。更重要的是，説中國三駕馬車失衡本身就是一個特別錯誤的判斷。所謂的投資過多，消費過少，是因為對中國GDP的統計方式口徑跟國際GDP統計方式差異不了解。”

　　蔡洪濱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結構性的改革，而不是結構性的調整。“結構調整這樣一個概念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的概念，市場經濟裏頭是沒有結構調整這個概念。同時調結構的做法和調結構的機構都是用行政手段微觀干預經濟，這種結構調整本質上就用行政干預代替改革，長期來講危害很大。”

　　此外，蔡洪濱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是一般經濟學上所説的供給經濟學。供給經濟學是80年代在美國和英國一段時間非常流行的從理論到實踐的一种經濟學理論，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通過減稅給企業創造更大的經營和成長的空間。“中國政府在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顯然並不是簡單的供給經濟學在中國的一個翻版，減稅對中國來講當然重要，但中國處於轉型的中間過程，簡單的減稅只能解決很小一部分問題，不能解決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性問題。”

　　供給側改革核心還是改革

　　糾正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個不是”，那麼它到底是什麼？蔡洪濱認為，拆字之後，它的核心就是改革，最後強調的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也就是以改革為主線。“當然，現在的改革跟以前的改革顯然是有區別的。如果把從1978年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將近40年，經過多輪持續的改革，80年代以農村改革為主導，90年代以國企改革、財稅改革、銀行體系改革為主，後來2000年以加入WTO等一系列開放政策作為改革。如果以這樣的劃分，我們説“工業4.0”，中國現在可能需要的就是一個“改革4.0”的版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説是“改革4.0”版本另外一個概括性的説法。”

　　蔡洪濱認為，改革真正需要解決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微觀層面上使市場機制更加有效。

　　五大任務不是供給側改革全部

　　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明確為“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蔡洪濱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對當前來講很重要，但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有的內容。“不能以為把當前這些問題解決了改革就完成了，改革是一項長期性的目標，尤其在解決當前問題的時候不能再限于過去簡單結構調整的路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更加注重在解決當前問題的基礎上，在風險控制的基礎上，著眼長遠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