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一個略顯深奧的經濟詞，正成為中國改革的核心詞，也成為全球觀察人士的熱議詞。海內外專家普遍認為，中國力推的供給側改革，從短期看拿準了中國結構性調整的關鍵；從長期看將夯實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2015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謀劃之年。從外看，全球經濟不穩定、不確定性風險升高；從內看，國內經濟增速有所放緩。《華爾街日報》在日前的報道中注意到，中國政府既需要避免經濟增速下滑過快，同時還要解決“困擾中國經濟的長期問題”。

　　躍遷之時，當有智勇之策。臨近年末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墨西哥技術自治工學院國際關係學教授烏利塞斯·格拉納多斯對新華社記者表示，中國此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明並不打算走傳統刺激的老路，而是以全新發展理念，尋求創新動力來穩增長、調結構，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探出新途。

　　假設有這麼一家企業，多年來通過不斷加大投資、擴大生産和增加僱員等來擴大再生産，但技術創新欠佳、産出和經營效率偏低，並且産品時常不對市場胃口，因而出現業績下滑。

　　為了解決問題，如果從傳統思路出發，就是繼續增加投資、擴大規模甚至增加僱員，但這種思路的問題在於，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成本越來越貴，侵佔利潤，同時如果産品不對路，生産越多虧損越多。而從供給側改革，則以加強技術創新、提高資本效益、停工老産品、升級甚至創造新産品等保持盈利。

　　眼下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和這家企業有些類似，《日本經濟新聞》在最近一篇報道中寫道，中國政府如今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2008年雷曼危機之後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的路線劃清了界線”。

　　在經濟新常態之下，“大水漫灌”式經濟刺激政策固然可以短期提高經濟增長率，但卻無法提高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同時還可能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而著眼新産出，提升弱效率的結構性改革則旨在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助於經濟在更長時間段內實現更優質增長。如果用藥方來作比喻，前者更像是見效快、副作用大的西藥，而後者則像見效相對慢，但卻能治病除本的中藥。

　　所謂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資源充分、有效配置情況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全球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是目前經濟復蘇乏力的重要原因。新興經濟體2008年~2014年平均潛在增長率為6．5％，比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水準低兩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的情況同樣如此，由於人口紅利衰減、土地等資源變得更為稀缺等原因，經濟潛在增長率出現下滑。因此，善醫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瞄靶而出，綱舉目張。

　　一般來説，勞動力、資本、資源、結構調整、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影響潛在增長率的基本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關注通過結構調整，技術和制度創新，引導經濟結構優化等提高效率，使經濟從“更多”向“更好”邁進。

　　印度《經濟時報》在日前報道中就注意到了這一點，該報刊文説：“隨著通過傳統刺激經濟效應的衰減，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改革供給側，以提高勞動生産要素的利用率，包括資金、資源、熟練工、裝備和技術。”西班牙《國家報》在報道中國供給側改革時寫道，中國目前正試圖從依賴出口低附加值商品和政府投資的經濟模式轉型為依靠內需、創新和服務業拉動經濟的發展模式。

　　有海外分析人士還注意到，此次中國政府推動的供給側改革的著眼點不僅是眼下迫切的結構轉型問題，更是對長期可持續發展、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種戰略佈局。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如今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但要躋身發達國家行列，中國須突破每人平均國民收入1．2萬美元上限，規避“陷阱”。

　　數據顯示，1960年以來，全世界101個成功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實現了跨入高收入的轉變。例如，大多數拉美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躋身中等收入國家後，一直未能像與之起步條件相似的“亞洲四小龍”那樣躋身高收入經濟體。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未能實現技術突破、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制度創新等，而這些都是供給側改革的內涵所在。

　　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學者彼得·德賴斯代爾近期發表文章稱：“迄今為止中國的表現非常出色：儘管這個國家規模巨大，但它比之前的任何國家更快地實現了向中等收入的轉變。”而從供給端入手，提升整體經濟效率，是中國經濟成功躍升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