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關注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十一

　　以人民幣回調低估中國經濟，有失偏頗。從中期來看，人民幣並不具備持續貶值的基礎。

　　昨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了“一行三會”記者會，幾大掌門人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等問題答中外記者問。會上央行行長周小川稱“中國不靠貨幣政策刺激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表態註冊制不冒進和“中證金”退出為時尚早等，都備受關注。而就社會普遍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周小川坦言，“回歸正常、回歸理性，對市場的分析回歸基本面，過一段時間自然就回歸了，就會對經濟、外匯形勢産生比較靠譜的、比較理性的分析”，並建議大家，“沒有必要急著買美元。”

　　儘管作為中國貨幣政策的中樞機構，央行行長對匯率的表態不宜過於直接。但仔細推敲周小川的“三個回歸”，應該説，不僅可以起到相對穩定市場情緒之效，而且也彰顯出央行對未來中國經濟的信心。

　　確實，在去年下半年人民幣大跌7%，尤其是春節前三個月人民幣急跌4%之後，市場曾普遍看衰人民幣匯率，民間更一度發生換匯熱潮。不少人還據此看衰中國經濟。可在春節至今的一個多月裏，卻不難發現，在外匯儲備降度明顯收窄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不但沒有延續下跌走勢，反而震蕩小幅上漲了6‰左右。

　　因此，復盤去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的大跌，有必要形成一個客觀的判準——人民幣匯率去年下半年之所以會大跌，固然存在中國經濟增速相對放緩、中國進出口總量同比大幅下降的因素，但這些宏觀經濟數據，充其量僅是去年人民幣匯率大跌的次要因素，而不構成主導性的核心因素，更不代表未來中國經濟會持續走弱。

　　客觀而言，去年人民幣匯率的大跌，其實是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20年的必要回調，發生在去年，存在時間節點上的巧合。自2005年匯改之後的20年裏，人民幣兌美元從“8.0時代”一路攀升至“6.0時代”，人民幣單向升值高達近30%，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呈現階段性的回調，既是必然的，更是相對必要的。

　　要知道，在2008年次貸危機以及2010年歐債危機輪番爆發之後，美歐均不同程度上啟動了貿易保護和重振製造業的政策，這導致了中國經濟外部需求的大幅弱化，美國參議院更是在2011年通過《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試圖迫使人民幣延續升值走勢。結合這一背景，可以説，人民幣的急速回調，很有必要，只不過恰好跟經濟下行週期時間點重合而已。

　　其次，去年人民幣匯率的大跌，與高盛等國際投行的大規模唱空中國經濟確實不無關係，在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之下，國際投行試圖借助資本外流的輿論影響，通過唱空中國經濟以實現其短期外匯套利的目的。但從中期來看，人民幣並不具備持續貶值的基礎。中國經濟增速在持續5年下行之後，在經濟調結構已初顯成效之下（最明顯的特徵是，消費佔比的大幅上升），當下已經進入中期震蕩築底階段，而且即便是6.5%以上的經濟增速，這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依然是首屈一指的。更何況，在人民幣匯率大跌的去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仍然高達5781億美元，相較2014年大漲33%。

　　正是在中國經濟底盤已日趨堅實的背景下，周小川才會發出人民幣匯率“三個回歸”的自信表態，這種自信不僅是對人民幣匯率中期走勢的自信，對人民幣貶值預期的消除，更是貨幣決策層在重塑中國經濟自信。對中國經濟轉型調結構，這同樣是一劑強心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