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貨幣政策調控時提出了兩個13%的目標——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社會融資規模餘額增長13%左右。梳理過去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發現，這是第一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的調控目標。從這個角度講，可以理解為，社會融資規模已經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指標之一。

　　相比于傳統的M2指標，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的歷史並不長，只有五年多的時間。但是，目前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已完成從增量發佈到餘額發佈、從按季發佈到按月發佈的細化過程，同時還將歷史數據上溯到2002年。

　　所謂社會融資規模，是指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包含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託貸款、信託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以及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這七個方面。

　　近年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加複雜，短期波動加大，貨幣供應量與實體經濟的關係不那麼穩定，單靠貨幣供應量已經難以全面準確判斷社會流動性和資金流向。而社會融資規模從資産方和發行方統計，更能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援。

　　但是為何在此時將社會融資規模納為貨幣政策的調控指標？結合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觀測指標、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現實需求、防範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技術支撐等情況看，現階段提出社會融資規模餘額增長調控目標適逢其時。

　　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是從金融角度反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指標。當前，中央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而社會融資規模能夠有效反映這些供給側的變動情況。

　　例如，社會融資規模結構變動就可以反映實體經濟去杠桿的趨勢。數據顯示，2015年前三季度，剔除股票融資後，社會融資規模增量與GDP的比例為23.4%，比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最高水準（2009年）39.3%回落15.9個百分點。

　　而且，社會融資規模中高成本融資佔比減少，表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下降。一般而言，債券發行利率低於貸款利率，股票融資不需要利息支出，直接融資佔比上升有利於降低社會融資成本。2015年，債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比重為24.0%，較上年提高6.0個百分點，較2008年上升11.3個百分點，已連續兩年上升，也是歷史最高水準。

　　另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不單單是統計指標，它對於目前正在研究推進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也有很大幫助。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當前，金融業快速發展，創新層出不窮，不同市場和産品之間的界限趨於模糊，這使得銀行、證券、保險分離的金融業分業監管模式已經難以適應金融業發展和金融宏觀調控的需要。

　　而社會融資規模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因此，將社會融資規模餘額作為貨幣政策調控指標，順應了金融業快速發展和融合的趨勢，符合形成統一綜合的金融監管體制的需要。

　　此外，社會融資規模內容豐富，也有利於宏觀調控部門控制金融風險。與貨幣供應量僅有總量數據不同，社會融資規模不但有總量數據，還有豐富的分結構數據。目前，社會融資規模可以分地區、分銀行和非銀行、分銀行表內和表外、分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分不同市場統計等。這些分項數據，可以反映資金在不同市場、不同地區、不同機構、不同産品之間的流動，以及資金在表內和表外之間的流動。這使得宏觀調控部門可以跟蹤監測金融風險的跨市場、跨區域、跨機構、跨産品的傳染途徑，從而有效防控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