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觀

　　不管中國未來是否加入TPP，以更高的標準進行改革和調結構，都是當務之急。而這需要從戰略高度，結合新一輪國際貿易談判和區域貿易協定的最新發展趨勢，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倒逼中國市場壁壘，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開放型競爭帶動中國價值鏈和産業鏈的全面升級。

　　當前，國際貿易“規則之爭”已超越“市場之爭”，正在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博弈角力點。

　　近日，美國主導的TPP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已經簽署，成為最近二十多年來全球規模最大的一項貿易協定。而未來一系列影響中國的貿易新規則所形成的壁壘才是對中國經濟更大的挑戰。

　　儘管TPP談判秘而不宣，但我們大體知道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大部分包括智慧財産權保護，另一大部分包括某些産品關稅減免等的雙邊磋商談判領域，從這個角度看，這兩大部分對中國貿易直接衝擊並不大。

　　然而，TPP更大的意義在於這是全球貿易規則演變的開始，TPP不僅將規定取消或降低商品的關稅，還將涵蓋安全標準、技術貿易壁壘、動植物衛生檢疫、競爭政策、智慧財産權、政府採購、爭端解決，以及有關勞工和環境保護的規定，意味全球貿易規則的升級。

　　當前，全球貿易秩序也處於前所未有的新的調整時期。新一代國際貿易規則演進趨勢將是以區域貿易規則創建為基礎，輔以規範某一領域的諸邊貿易規則的發展，通過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規則的融合後逐漸形成新的多邊貿易規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會更加激烈和隱蔽，從自由貿易轉向規則貿易。

　　新規則體系強調貨物貿易、投資和服務規則的整合。在投資領域，強化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在服務貿易領域，採用負面清單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這些規則協議將從不同領域、不同産品範圍擴張全球價值鏈貿易。多邊、區域、雙邊、諸邊的貿易協定相互交織，發達國家力圖以此為紐帶編織全球價值鏈網路。也將為雙邊和多邊貿易談判提供重要動力。而這些新貿易協議和規則恰恰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結構性短板”。

　　比如，政府採購協定（GPA）是WTO的一項諸邊協定，目標是促進參加方開放政府採購市場，擴大國際貿易。加入GPA談判的主要內容是政府採購開放範圍及國內相關法律調整。根據2001年加入WTO的文件，中國同意“儘快”加入政府採購協定。中國已經就政府採購協定的加入問題進行了多年的談判，並提交了6份清單。

　　然而，從目前看，已經有很大困難和挑戰。加入GPA，既有其他GPA成員國要求中國開放政府採購市場的巨大壓力，也有國內政府採購制度與GPA採購規則接軌的嚴峻挑戰。

　　從目前談判進展來看，中國和其他GPA成員國之間的主要分歧有三：一是地方政府應在多大程度上納入出價範圍；二是國有企業是否應當納入出價範圍；三是中國是否應當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GPA。

　　雖然TPP是各國博弈的結果，但更多是美國主導意志的體現。未來中國要加入，對上述高標準其實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不過，上述內容也是當前中國深化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此而言，不管中國未來是否加入TPP，以更高的標準進行改革和調結構，都是當務之急。不可否認，長遠而言，TPP等一系列區域貿易協定和全球新規則的出現符合中國自身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的大方向。

　　要突圍TPP等規則限制，首先需要積極適應新規則的挑戰。而這需要從戰略高度，結合新一輪國際貿易談判和區域貿易協定的最新發展趨勢，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倒逼中國市場壁壘，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開放型競爭帶動中國價值鏈和産業鏈的全面升級。

　　此外，還必須加快構築全球自貿區網路，在世界經濟規則重構過程中提出既基於現實能力、又著眼于未來制高點的戰略與行動方案，以增強我國在區域和全球治理中的規則制定能力，提高我國在全球標準制定與經貿合作框架重構中的話語權。從這個意義上講，每次外部的重大衝擊，對中國未來長遠發展而言未嘗不是一次破繭而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