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哪也沒去，就在家看看全球金融市場走勢，思考一些問題。這不，年後就到G20‘中國時間’，緊接著又進入兩會‘曬國家賬本’時間。”3月2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接受《經濟日報》“金記者”採訪時説。

　　波動未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

　　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前後，“新廣場協議”被頻繁炒作。“‘新廣場協議’是子虛烏有的説法。”樓繼偉笑稱，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前幾天也提到，當年“廣場協議”簽署的前提，一是全球經濟面臨較大危機，二是存在嚴重扭曲。現在G20沒有面對較大危機，也不存在嚴重的扭曲，因此不具備簽署的條件。

　　“近期的市場波動，並沒有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這也是G20各國總體的看法。”樓繼偉説，當然還須正視問題和風險，特別是國際金融市場出現波動、世界經濟面臨一些中長期挑戰，需要考慮如何促進各國之間的合作。

　　樓繼偉形象地舉例，如果説國際金融危機剛發生，大家站在懸崖邊上，都積極同意改革；那麼，如今就好比遠離懸崖，不易形成改革共識，且現階段各國經濟復蘇狀況不同，如何使用政策工具、側重點在哪，各國還存在分歧。以財政政策為例，有些國家主張採取短期刺激政策，但有些國家反對，認為這只會掩蓋經濟風險，且沒有充足的政策實施空間。而對於貨幣政策，大家在肯定其應對危機作用的同時，卻在負利率政策的利弊上爭論激烈。

　　“尤其是歐洲一些國家，認為QE是通過‘買時間’來進行結構性改革。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已經8年了，不少國家擔心負利率環境下銀行的資産負債表將惡化，如果負利率政策持續時間比較長的話，銀行體系還可能發生系統性風險。”樓繼偉説。

　　結構性改革成共識

　　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各國在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上達成一致。但是，如何推進結構性改革？在這一關鍵時刻，中國的兩大成果建議“出爐”，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認可，即構建結構性改革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建立結構性改革進展評估的指標體系。

　　“結構性改革是要講順序的。”樓繼偉説，見效快的措施先實施，比如提高行政效率。“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我邀請所有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到中國很多城市去看一看。那裏的行政服務大廳普遍提高了行政服務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樓繼偉説，過去幾週、幾個月甚至幾年辦不下來的事，現在幾天、幾週就辦成了，極大地促進了創業、創新。但是，並非所有的改革都是既惠當前又利長遠，不少改革短期會很“痛苦”，但長期將發揮很大作用，比如去産能。樓繼偉説，像這樣的改革就需要提前“拉單子”，早著手準備。

　　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驗，對G20各方凝聚共識、樹立典範發揮了重要作用。讓樓繼偉印象深刻的是，在3年前的G20會議上，中方強調應深化結構性改革時，有的國家不予理會，有的國家則當場反駁，而今已成為各國共識。這與當前各國面臨的中長期改革問題緊密有關，也與中國先行先試、創新實踐帶來的成效有關。

　　如今，中國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為66.4%，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為50.5%，在適齡勞動人口逐步減少的情況下，這樣的經濟結構能夠支撐中高速增長不易，未來更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釋放更大的增長潛力。

　　“目前，中國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和巨大的改革空間保障中高速增長。”樓繼偉説，供給側生産要素效率的改善、配置扭曲的解除、交易成本的下降，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在財政政策工具裏，債務也有一定空間。“馬斯特裏赫特條約3%的赤字率標準並不是太客觀，即使按照這個標準，我們當前的赤字率也不到3%，不是很高。”樓繼偉説。

　　中國當期債務可控

　　如何看待中國當前的債務狀況？會否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主要隱患？

　　“當期債務可控。”樓繼偉直截了當地回答説，去年，中央和地方直接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接近40%，有的發達國家達到70%到80%。而對於政府或有債務，需要評估代償率。“代償率是不斷變動的，經濟好的時候隱性擔保債務大部分都不會實現，但經濟下行的時候，隱性擔保債務實現可能性就比較大。因此，有的國際組織估計我國政府債務率略高於40%是可以理解的。”樓繼偉表示，今年還將繼續置換到期債務。因為預演算法只允許省級政府發債，各省份到期債務規模都有統計，以省份為單位看我國政府債務是可控的。

　　“不過，要把政策空間用好，需要將短期就能見效和長期才能顯效的措施搭配推進。”樓繼偉説，在中國，現在很多措施已經見到成效。未來，除了實施簡政放權、鼓勵創新和投資的減稅政策，還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這包括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義務教育資源的可攜帶，統籌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養老保險，這樣做的目的是鼓勵農民工進城就業和定居，使得勞動力按照其適宜的配置要求流動。

　　樓繼偉認為，去産能、去杠桿、去庫存等舉措短期可能是緊縮性的，但中期看，是擴張性的措施，必須推進。“我們的儲蓄率還較高，必須要有投資而且是高品質的投資和創新性的投資。”樓繼偉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