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國經濟增長6.9%，增速比2014年回落0.4個百分點，但經濟運作總體平穩，就業、居民收入和物價水準保持穩定。在世界經濟深刻調整和國內經濟艱難轉型的背景下，能夠取得這樣的增長成績殊為不易。本輪經濟增速回落已持續五年，與以往的經濟波動由週期性因素主導不同，這輪經濟下行是結構性因素主導的結果，也標誌著增長階段從高速向中高速轉換。隨著高速增長階段各主要變數之間的均衡關係被打破，經濟運作中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特徵有所凸顯，但我國經濟結構發生積極變化，發展動力轉換加快推進，具備向中高速增長階段邁進的諸多有利條件，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前景過度悲觀或者唱空中國經濟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經濟增速回落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增速變化，與日本、南韓等已經完成階段性轉換的東亞經濟體表現較為一致。2015年，按現價計算，我國每人平均GDP略高於79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折合11000國際元，大體上對應日本和南韓高速增長階段基本結束時的每人平均GDP。回溯整個“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年均增長7.8%，與日本和南韓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體相當。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在1974年結束，之前五年即1969—1973年期間，GDP年均增長6.5%。南韓經濟的高速增長基本上在1998年結束，1993—1997年，其GDP年均增長7.4%。可見，我國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相對緩和的過程，沒有明顯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時，我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一系列重大和積極的變化。當前，我國經濟更加依賴內需、更加依賴服務、更加依賴消費驅動。2015年消費增速自1999年以來首次超過投資增速，而且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提高到60%左右。城鎮化率和服務業比重均超過50%，未來還會進一步上升，將對改善就業和收入分配産生積極影響;我國還建成了大規模、高水準、成體系的基礎設施，比如高鐵運營里程接近2萬公里，相當於全世界運營里程的60%。城鄉居民每人平均住宅建築面積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條件明顯改善。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産業配套能力，而且擁有全球最多的網際網路和移動互聯網用戶;出口産品中高端消費品和投資品等高附加值産品比重明顯提高，國際市場份額保持穩定增長;分區域看，31個省份當中，有10個省份每人平均GDP超過1萬美元，這些省份常住人口數量總和超過5億人。上述變化表明，我國在增長階段轉換中並沒有放緩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準邁進。

　　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破7%”，有可能強化經濟下滑的預期，甚至出現失速。事實上，7%並不是中國經濟的分水嶺，增速高一點低一點不是主要問題，關鍵要看經濟運作的品質和效益。2015年城鎮新增就業崗位1312萬，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實際增長7.4%，高於GDP增速0.5個百分點，物價水準基本穩定，經濟運作處在合理區間。應該看到，我國正處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當前的增速並沒有明顯偏離多數機構對我國經濟潛在增長水準的測算。而且，隨著經濟體量的增大，每個百分點對應的增量明顯高於以往，2015年1個百分點的增量，已相當於5年前的1.5個百分點，10年前的2.6個百分點。

　　評估中國經濟要看到已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

　　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結構變化和動態調整的速度比較快，過去高速增長時期各變數的穩定關係被打破，一些在經濟穩態時常用來判斷跟蹤經濟增速的指標和方法有效性減弱。僅僅根據工業增加值、能源消費、貨物運輸量、工業産品産量，或者一些根據實物量編制的綜合指數來推斷中國經濟增速，可能忽略了已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和新興部門快速成長的積極影響，由此得出中國經濟增速虛高的論斷會有失偏頗。

　　過去，我國經濟增速與工業密切相關，工業增加值與GDP的相關度較高，用工業産值或重要工業産品實物量都能較好地測算GDP增速。但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工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和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升。特別是隨著鋼鐵、水泥、發電量等重要工業産品産量多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能源消費總量和GDP變化之間的關係也不再穩定。比如，發達國家歷史上有一個能源消費的“倒U型”規律，隨著工業化進程推進，單位GDP能耗會明顯上升，隨後則會下降。在倒U曲線左側時用能源消費檢驗GDP增速會比較有效，而處於倒U曲線的頂部或右側時，仍沿用過去的歷史關係來檢驗則會失效。因此，簡單根據工業增速或者能源消費變化推算GDP增速的做法需要隨著增長階段變化而調整。

　　與此同時，服務業內部增長也發生了明顯的分化，一部分與大宗商品運輸相關的生産性服務業增長緩慢，比如鐵路貨運，但客運尤其是航空客運保持較快增長，2015年旅客週轉量增長接近15%。資訊服務、金融、商務諮詢、健康和娛樂等現代或新興服務行業增長也比較迅速，而且這些行業對固定資産、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屬於輕資産行業。如果再簡單套用分析工業生産的方法，基於實物量估計增加值，無疑會低估服務業增長對GDP的貢獻。目前部分研究對中國數據的質疑，正是忽視了中國經濟已經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

　　中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穩定的動力源

　　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6.9%，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仍位於前列，而且由於中國經濟規模基數大，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也繼續位居第一。根據IMF公佈的數據，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15年我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9.8%。過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間，是全球增長最重要的引擎。

　　國際上有人提出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事實上，中國2015年原油進口凈增加2712萬噸，穀物進口凈增加1319萬噸，大豆進口凈增加1034萬噸。2015年前11個月，美國、歐盟27國、日本加上中國一共進口商品9.15萬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佔比接近17%，與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當。中國進口占全球進口貿易比重並沒有下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也明顯惠及其他經濟體。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增大，與世界經濟的聯繫不斷加深，中國國內的結構改革和政策調整客觀上已經産生了一定的溢出效應。在實體經濟層面，如上面所述，無論是增長還是貿易，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總體上是積極的。在金融層面，由於中國目前資本賬戶開放程度不夠，相對於廣泛的貿易聯繫，我國和世界的金融聯繫並沒有那麼緊密。不少國際金融機構都認為，國外金融機構持有的境內人民幣資産規模有限，中國金融市場波動可能帶來的直接影響較小。全球資本市場對中國調整的反應，更大程度還是通過預期渠道來實現，而且在全球經濟低迷的背景下，難免顯現出過度悲觀的情緒。

　　我國經濟轉型的陣痛是“成長中的煩惱”

　　經濟轉型必然會經歷陣痛，成功的轉型並不會自動發生，過程也非一帆風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當前正處在新舊增長動力接續轉換的關鍵時期，房地産、鋼鐵、水泥等重點産品需求出現歷史性轉折之後，高速增長階段供求大體上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供給側並沒有作出足夠及時的響應和調整，適宜新增長階段的供求平衡尚未建立。部分領域尤其是重化工業部門出現較為嚴重的産能過剩，而且短期內退出難度較大，大量被束縛或低效利用的要素資源難以向更高效率領域轉移;新興部門蓬勃成長，但量級上還不足以對衝傳統部門的收縮，經濟增速尚未企穩。如果反映各種要素真實價值的價格信號長期失真，市場配置要素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發揮，經濟供需結構就難以在更高水準上實現新的平衡。

　　從經歷過增長階段轉換期的經濟體情況看，並非只有中國面臨上述挑戰。日本從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也面臨傳統需求基本得到滿足、産能過剩現象逐步凸顯、産業政策效力下降、經濟增長動力弱化的挑戰。到1973年，同時還面臨通貨膨脹、日元升值、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衝擊。南韓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也面臨企業債務高企、貿易逆差規模較大、全要素生産率增長明顯放緩的挑戰。實際上，一個動態增長的經濟體，結構上不平衡、不協調往往是常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宏觀政策變化、市場空間的拓展、技術進步、制度變更等因素都可能造成已有經濟結構的失衡。這種不平衡在經歷過高速增長階段的東亞經濟體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短短幾年內要逐步釋放，如果再疊加外部的衝擊，肯定會面臨比較顯著的經濟增速和結構方面的調整。

　　從國際經驗來看，凡是越早認識到經濟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越早採取有力度的結構性改革措施，越能夠比較好的利用自身比較優勢和有利的外部環境，經濟轉型就越平穩。近年來，我國對經濟轉型的認識不斷加深，並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戰略決策，在保持總需求適度增長的同時，積極主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些都是我國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推動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的重要前提。

　　我國有條件實現中高速增長

　　從增長階段轉換的國際經驗看，當一個經濟體每人平均GDP超過11000國際元之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將大大降低，即使增長減速，也基本是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之後的規律使然。2015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已經達到11000國際元，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經濟的韌性強，迴旋餘地大，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諸多有利條件。

　　一是傳統需求空間還有潛力，新的需求不斷涌現。我國民生、環保、水利、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傳統需求還有很大空間，新的需求增長點正在加快成長。隨著交通、資訊基礎設施網路的不斷改善，各類社會公共服務覆蓋範圍的擴大，將促進資訊、人才、商品、資本的集聚和優化再配置，不同區域之間的産業分工正在發生新一輪的深刻變化;消費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旅遊、健康、養老、休閒、文化等新消費熱點不斷涌現，傳統消費呈現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的趨勢。

　　二是人力資本繼續提升，中高級要素不斷聚集。儘管適齡勞動人口數量開始下降，人口數量紅利效應明顯減弱，但我國人口素質不斷提升，每年畢業大學生約700萬，城市25-34歲年齡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為34%，接近OECD國家的平均水準。這些高素質的人口，將為創新驅動注入新活力，為提升生産率提供新支撐。通過創新技術、管理和商業模式，改善部門內和部門間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産率仍能保持平穩增長，併為有效的資本積累打開空間。

　　三是改革激發創新熱情，市場經濟活力增強。這一輪創新創業活動，與網際網路的融合更為緊密，需求導向、市場主導、大眾參與、開放協同的特徵更為突出。創新活動與“網際網路+”戰略實施相互結合，推動了技術、人才和資金等中高級生産要素的優化和聚集，催生了一大批優秀的網際網路企業。全球前十大網際網路公司中，中國企業佔有四席。傳統企業“觸網”，進一步深化了線上和線下的融合，農業、製造業、服務業的傳統模式不斷被顛覆，電子商務、網際網路金融、共用經濟等新業態或新商業模式不斷涌現。降低創業成本，完善中小微企業服務體系，極大地激發了社會創業和投資的熱情。2015年，全國新登記市場主體1479.8萬戶，比上年增長14.5%，其中第三産業新登記市場主體增長約25%。

　　四是宏觀管理框架改善，防範風險能力提升。我國逐步確立了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初步建立了宏觀金融審慎管理體系，風險防範能力有所提升。首先，財政和國際收支狀況良好，家庭資産負債表狀況較為穩健，通脹水準較低。其次，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加靈活。2015年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新機制，雖然一度引發市場動蕩，但匯率波動性提升有助於隔離外部風險和衝擊，增加貨幣政策自主性。第三，由於注意審慎監管，國內金融機構經營相對穩健，在宏觀層面沒有系統性失衡。截至2015年9月，我國全口徑外債規模接近1.53萬億美元，其中以外幣計價的債務8042億美元，佔外匯儲備資産的比重不到25%;短期債務佔外匯儲備資産的比重也不到32%。資産負債表並沒有明顯幣種和期限錯配。第四，我國成功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積累了管理跨境資本流動和其他貨幣匯率大幅波動的有益經驗。

　　總之，我國作為一個人口規模超過13億、經濟規模近11萬億美元的經濟體，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都前所未有。我們既要有效應對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更要緊緊抓住由此帶來的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的機遇。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的調整轉型必然會與世界經濟形成互動和關聯效應，其他經濟體也需要調整適應並共同應對，攜手重塑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