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福布斯》雙週刊網站2月16日文章】題：社交媒體真的反映現實嗎？(作者美國網際網路企業家、學者卡列夫·利塔魯)

　　社交媒體平臺已經成為政府、企業和學者用來研究人類社會的主要數據來源。然而在用日益複雜的演算法和可視化效果來分析社交媒體反映的趨勢和社會現實時，我們忽視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社交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真正反映社會趨勢的現實，以及如何利用這些分析結果。

　　“大數據”時代最重大的主題之一或許是數據科學家傾向於抓取一切閃亮的新數據和工具，從中獲取意義而不去花費時間了解可能影響相關問題的潛在偏差和細微差別。

　　當今的大數據世界與其説是由域專家推動，不如説是由電腦科學家推動。這就造就了往往優先考慮技術高精尖而非方法可靠和準確性。我在2014年為美國《連線》月刊撰稿時指出，當下情感分析工具基本由電腦科學學科利用一些長期使用的測評技術建立起來，這些測評技術自半個多世紀以來就基本保持不變。但對社交媒體分析學來説，最大威脅在於，在用令人驚嘆的演算法處理數以億計的數據點來創造令人驚嘆的視角效果的世界中，很少有人停下來思考這些結果是否有意義。

　　例如，我曾經參加了一場對國防和政策官員的情況通報會，主旨是歸納敘利亞各地民眾的看法。在發言者聲稱分析了數以百億計的數據點來生成確實漂亮的可視化效果時，我是房間裏唯一詢問數據來源的人。回答是，他們用關鍵詞搜索數百億條推特，定位包含特定情感詞同時帶有GPS標記的英文帖子。可是當時在敘利亞，臉書是更熱門的交流平臺，帖子少有GPS標記，而且大部分使用當地的阿拉伯語方言而非流利的英語。這個例子還提出眾多社交媒體分析的另一個重要局限性：分析樣本的大小而非搜索樣本的大小。雖然作者用關鍵字搜索了數百億條推特，但他們的最終樣本——從敘利亞國內發出、帶有GPS標記、包含想要的情感關鍵字的英文推特——很少。

　　社交媒體的代表性及其在世界各地和人口中的滲透情況存在很多問題。正如我在去年8月研究發現的，推特的全球增長已基本停止，而且在地理上未能大幅擴張，沒有超越4年前的足跡。

　　社交媒體滲透和立場不同會造成至關重要的盲點。比如在葉門衝突中，沙特遭到一枚“飛毛腿”導彈攻擊的事件被沙特的社交媒體使用者大量報道，但葉門的社交媒體使用者卻少有報道，這是因為社交媒體滲透不同。在此事中，社交媒體通過沙特居民的眼睛提供了豐富和詳細的導彈發射情形，但代價是只捕獲了一半衝突。鮮有社交媒體分析會花時間研究對各個社區和感興趣地區的滲透情況，然後校正和調整他們的結果來説明潛在的細微差別和偏差。

　　社交媒體平臺對它們滲透情況的描述通常是矛盾的，或者使用總是在變化的指標。Tinder首席執行官在接受採訪時稱，這款APP“在全世界有8000萬用戶，日點擊量為18億次”，而這家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呈報的文件説，每天的活躍用戶只有960萬，每天的賬戶資料點擊量為14億次。社交媒體提供如此矛盾的資訊，因此會難以健全地評價它們對某個感興趣地區的滲透情況。

　　社交媒體得到的分析結果往往與現實相去甚遠。即便在美國這類社交媒體飽和的市場。在艾奧瓦州競選活動開始前幾小時，伯尼·桑德斯在臉書上的提及率為73%，超過希拉裏·克林頓的25%，可是計票結果顯示，兩人幾乎打成平手。推特在2012年讓奧巴馬和羅姆尼的帖子實現互動可視化，結果顯示，奧巴馬在南方各州的關注度佔優勢，但最終贏得這些州的是羅姆尼。

　　雖然所有平臺都有偏差，這裡的問題是，只有臉書本身有能力評估自己的偏差，而它並沒有在一個定期更新的單機友好數據集中同時發表這些統計數字。特別是推特，它已經成為社交媒體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數據源之一，可是在世界許多地區，推特並非主要的社交對話平臺。例如，在中國，微網志很可能是一個遠優於推特的資訊源。

　　推特對話中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沒有任何影響力。另外一個問題是社交媒體的衡量指標如何符合現實。我看過一項推特分析，它顯示賈斯廷·比伯是世界上與敘利亞相關的最有影響的人物。雖然比伯發給其數以千萬計的追隨者的一條推特將毫無疑問地被廣泛閱讀，但他對敘利亞和平進程的思考不大可能突然影響交戰各方，並一夜之間實現和平。實際上，這是許多社交媒體分析的普遍局限性，即社交媒體現實與實際現實之間缺乏聯繫。在圍繞某個主題的推特對話中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也可能沒有任何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