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國”成都，地處川西平原腹地，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水旱從人，灌溉自如，沃野千里，物阜天豐。

　　蜀地興農，自古以來皆如是。

　　優越的自然，智慧的人民，孕育了璀璨的農耕文明。“水馨播天府，稻浪舞平原”，“衣食富庶，不知饑饉”，這是古人對成都如詩的寫照。

　　如今，成都人扛著改革試驗區的大旗，在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上超前探索、積極創造、不斷引領，一項又一項的創新，一個又一個的試驗，正在刷新農村改革進程。從超千萬份各類産權證書到數百萬畝高標準農田建設，從土地流轉經營模式的完善到農業共營制的創新，從美麗新村、産村融合到新型領域的基層黨組織建設，從全國都市現代農業暨“菜籃子”工程現場交流會到2015年全國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現場會先後在成都召開等，記者真切地感受到了成都現代農業模式的魅力，感受到了成都人在改革試驗中傾注的心血，他們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這五面旗幟高揚在這片改革的高地上。成都僅僅以戶籍人口每人平均半畝的耕地，連續多年實現“米袋子”和“菜籃子”基本自給平衡。2015年，成都農業增加值達387億元，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17690元。

　　新年伊始，成都大地溫暖如春、生機盎然，記者踏上這片農業農村改革的前沿陣地，走進郊區農村，探訪成都農業農村煥然一新的秘密，感受其與生俱來、融于血脈的創新精神和氣韻。

　　自身條件的成熟，決定了改革的落子

　　——農村改革試驗既是一項創新行動，更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有改革的擔當精神和智慧破解系列難題。成都勇挑改革的重任，立足大城市帶大農村的基本市情，重點突破、配套推進，走出一條可資借鑒的都市現代農業發展之路

　　為什麼是成都領跑農村改革？到成都四處走走看看，你會得到肯定的答案。實際上，在城鄉統籌和農村改革試驗的道路上，成都一直走在前頭，是排頭兵，也是探路者。

　　早在2007年6月，國家就批准設立成都市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率先承擔起統籌城鄉發展體制機制的試驗任務，逐漸走出了“大城市帶動大農村”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這其中蘊含了農業農村改革很多內容。

　　2014年12月，國家批復全國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成都當仁不讓再次成為試驗區，承擔了11項改革試驗任務，主要著力於農村土地制度、農業支援保護體系、農村金融制度、農村集體産權制度、鄉村治理等問題的改革探索。

　　選擇成都作為試驗重點，正是結合相應領域的實際需求和目標定位，綜合考慮成都自身情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基礎條件的成熟性、經驗的可推廣和複製性而作出的戰略部署。

　　于成都而言，作為試驗區這是機遇也是責任。有了政策授權，成都具備了更大的探索空間，可以甩開膀子放開腿，突破限制，超前探索，推進改革；然而，任務目標的設定，也使得成都重擔在肩，需要認真踐行試點探路的使命，為全國積累行之有效的經驗和做法。

　　因此，探索城鄉一體化發展下的都市現代農業模式，把其作為我國農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之一，試驗成功定能有效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這對城市基礎實力、發展水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成都完全具備這種發力的條件和水準。作為四川省省會，成都已經發展成為西南地區科技、商貿、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是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和對外開放的龍頭，城市基礎雄厚，帶動能力強，市場經濟發育成熟。成都下轄10區4市5縣，面積達1.21萬平方公里，雖然60%是丘陵和山地。然而，記者在成都採訪時發現，發達的高速公路網早已使成都全域成為了“一小時經濟圈”，農業農村與城市之間存在著深度協調互動。

　　就像硬幣的兩面，成都在都市現代農業轉型過程中，也面臨著重重具有普遍性的難題。

　　在城市的長期影響和帶動下，成都農業具備了典型都市型農業特徵，是“米袋子”和“菜籃子”的綜合體，要承擔起保證城市供應、實現農民增收、為大都市提供生態環境等多重責任。然而，一方面，成都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正將底線不斷抬高，如何以有限的耕地滿足持續增長的需求，這是成都必須面對的挑戰；另一方面，城市對資源和人才的集聚效應，又使得大量成都郊區和農村的農民跨出“農門”，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愈加嚴重，“誰來種地、怎樣種地”也是擺在成都農業面前的一道難題。

　　“成都發展現代農業，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千年天府的歷史傳承。”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指出，“要認真落實五大發展理念，進一步突出農業的基礎地位，以問題導向推進改革，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現代農村，培養現代農民，更好地推動新常態下農業農村發展轉型升級。”

　　成都市從實際和問題出發，週密設計和謀劃改革試驗方案，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具體措施，與實際有著緊密的契合性，都與問題有著明確的針對性，從而保證了試驗的有效性。

　　形勢越是嚴峻，條件越是苛刻，通過試驗探索得出來的道路也越是紮實有效，積累起來的經驗也越有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成都先行先試的創新實踐即是如此。

　　正如成都市市長唐良智所説，“農業農村發展是成都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用好統籌城鄉和農村改革試驗區的金字招牌，盤活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種資源，推動要素流動和金融下鄉，努力形成更多新的可以在全國推廣的經驗。”

　　從産權和品質入手，夯實改革“地”基

　　——“地為農之本”，耕地是農業生産的物質基礎，決定著農業農村改革上層建築的成效。成都市的改革探索，就是從土地産權和高標準農田入手，夯實了土地的基礎，壘起轉型的樓臺

　　成都平原又稱“川西壩子”。“壩子”是當地人對山麓、河谷、盆地中局部平原的稱呼，這道出了成都地貌的特徵。“成都市的土地主要由平原和部分低山丘陵組成，其中平原、丘陵、山區比例分別為40%、28%、32%。

　　多種複雜地形交錯並存，再加上歷史因素，導致耕地佈局散亂、碎片化嚴重、品質等級較低、基礎設施不完善。同時，每人平均耕地少，田塊過小過多，使得農地經營規模小、要素投入效率低。”成都市主管農業的副市長謝瑞武向記者介紹，“農業綜合生産能力的提升，一要靠農田改善，二要靠制度設計，三要靠模式創新。”

　　早在2008年，成都就率先開始了探索農村産權制度改革。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産權改革牽扯主體廣、利益影響深、制約因素多，在很多地方是“老大難”的問題。成都給自己定下了“確實權，頒鐵證”的規矩，幾年下來，不僅全面完成“六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房屋所有權、林權、集體資産股權）確權的“規定動作”，又增加了土地經營權、農業生産設施所有權、養殖水面經營權和小型水利設施所有權登記頒證的“新四權”，做到了“應確盡確、程式規範、群眾滿意”。截至2015年，成都累計頒發各類産權證超過1000萬本，頒證率達98%。

　　都江堰市柳街鎮鶴鳴村有“中國農村産權制度改革第一村”之稱。村主任余躍告訴記者，産權的明晰促進了資源流動，激發了土地要素的活力，給農民帶來了收入增加的實惠。“紅本本，綠本本，確權變成了金票子”，當地農民的口碑肯定了成都市農村産權改革實踐。

　　2009-2016年連續8個中央1號文件都強調大力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成都貫徹落實中央部署，針對農田基礎設施不完善、建設投入標準偏低、“重建設、輕管護”現象普遍等主要問題，制定了《成都市高標準農田建設總體規劃（2011－2020年）》，要在10年期間，建成258.2萬畝集中連片、旱澇保收的高標準農田。其中，“10+7+3”是成都高標準農田建設的核心內容，即建設10個10萬畝以上規模的糧經産業綜合示範基地、7個2萬畝以上規模的現代農業精品園區、3條都市現代農業示範帶。

　　在前往崇州10萬畝糧經綜合示範基地的路上，記者看到，道路兩旁耕地田形方正、集中連片，節水灌溉設施一應俱全，機耕道、田間道等平整完備。

　　“成都市高標準農田建設投資力度大，畝均投入4000多塊錢，遠高於國家標準。相應的建設標準也更高，比如國家規劃中要求‘四網’配套，實際操作中我們建了‘七網’。”謝瑞武説。這麼多錢從哪兒來？謝瑞武告訴記者，成都市使用了“多元投入”的辦法。“政府資金還是主導，但我們打破行業和部門界限，整合涉農項目和資金，使各方面的資金形成合力。此外，我們在堅持自願的前提下，調動農民和新型生産經營主體籌資投勞。這些錢合在一起使用，不僅效率高，而且能辦大事。”據介紹，“十二五”期間，成都市在高標準農田建設上，投入了近30億元，“十三五”期間還要加大力度，再投入50億-60億元。就在記者採訪期間，成都市召開了全市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現場會，就2016年工作的開展進行了充分動員，作出了全面部署。

　　然而，大規模集中連片的農田會給人們帶來一個疑問，那就是是否會進一步加劇“重建輕管”的現象？對此，成都市財政局的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這個現象産生的原因，主要是田間工程設施存在産權不清晰、建後管護責任和措施不到位、管護資金不落實等問題。”據介紹，成都從2014年開始，試點財政投資形成資産移交合作社持有和管護，合作社按入社社員人頭、面積、自籌資金比例等進行量化。通過這種方式，不僅明確了産權，解決了農田設施設備管護難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還為增加農民財産性收入改革提供了思路和途徑。

　　向機制和模式發力，增強效益活力

　　——都市現代農業，需要組織模式和經營模式的創新。成都積極探索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創新經營模式，鼓勵規模經營，形成了“土地預流轉+土地流轉履約保證保險”的土地流轉經營新模式，探索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職業經理人+農業社會化服務”為核心的“農業共營制”

　　在邛崍市冉義鎮，土地規模經營率達80%以上，數據背後折射的是制度的創新。2012年，該鎮在完成全域高標準農田建設後，組建了10個村土地經營合作社和稻香土地合作聯社。然而，長期以來，土地流轉作為合同關係，缺乏強有力的政策和法律約束，雙方違約成本較低，風險居高不下，成為適度規模經營的“絆腳石”。冉義鎮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冉義鎮黨委書記曹光平告訴記者，“我們主要靠‘土地預流轉’和‘土地流轉履約保證保險’兩大法寶。”曹光平向記者介紹，土地預流轉即是在還沒有明確的投資主體前，由各村土地經營合作社與自願流轉土地的農戶簽訂委託土地流轉協議，再由合作社直接同投資主體洽談合作、簽訂合同——這種方式有利於增強對投資主體的吸引力，提高市場談判話語權。土地流轉履約保證保險，是由保險公司為土地承租業主的履約行為進行保險，在出現違約的情況下，農戶的損失可以獲得賠付，避免租金打了水漂——這種方式消除了農民的顧慮。

　　崇州市卻另辟蹊徑，在不流轉土地的情況下探索出了一條規模化經營的新路。崇州市副市長王成龍向記者介紹，“崇州的創新，主要體現在‘農業共營制’上。共營制是在土地産權明晰的基礎上，為尋求破解‘地碎、人少、錢散、缺服務’四個制約和‘誰來種地、誰來經營、誰來服務’三個難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記者了解到，所謂“共營”，主要包括三方面內涵：經營主體“共建共營”、經營收益“共營共用”、經營目標“共營多贏”。

　　在崇州市集賢鎮的宣傳欄上，一幅流程圖形象地展示了共營制的運作機制：農民以土地經營權折資折股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獲得股權收入和政府補貼；合作社聘用職業經理人負責制訂和執行生産計劃，可獲得基本工資、收益分成、超獎短賠；農業綜合服務中心則提供農業技術、生産資料、品牌經營、金融貸款等專業化服務託管，獲得服務費用。現在，崇州實行“共營制”的合作社有225個，9萬多戶社員，職業經理人1607人，覆蓋31萬畝土地，打造出“稻蝦藕遇”“五星老油坊”“土而奇”等農業品牌。

　　“職業經理人”是“農業共營制”開展的核心力量。在成都，職業經理人被稱作“考”出來的種田人。成都市農委主任許興國介紹説：“成都市將職業經理人分為生産經營型、專業技能型和社會服務型三類，只要有志於農業生産經營管理，就可報名。但是，只有在通過資格審核、參加了成都市專門的理論教育和實際操作培訓，經過等級評定，獲得了資格證書，才可以持證上崗。”據了解，成都市在職業經理人培訓上不斷增加投入，從過去舉辦培訓班，到2016年掛牌成立了專門的“成都農業職業經理人學院”，成都市不斷探索著“重教興農”的路徑。

　　據統計，2015年，全市農民合作社6410家，家庭農場2508家，持證職業經理人6132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率達

　　58.6%。

　　推進新村和産業相融，實現成果共用

　　——統籌城鄉發展是改革試驗的核心。成都堅持把農業産業化、土地整治、新農村建設等有機結合起來，探索出特色新村與特色農業、特色山水、特色民俗有機融合，以新村帶産業、産業促新村，實現了産村相融，避免了新村産業空心化

　　綠色是成都試驗的底色，其農業生産素來以“綠色、健康、自然、生態”為主，蔬菜、花卉苗木、伏季水果、茶葉、食用菌、中藥材等産業特色鮮明。成都踐行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堅持走資源節約保護、生態環境安全、鄉村美麗宜居的永續發展道路。

　　成都充分挖掘潛力，結合新村建設規劃佈局農産品精深加工和高端有機農業，努力實現産業上的“一村一品”，使每個新村都有支柱産業。在郫縣唐昌鎮戰旗村，記者看到了産村融合的成效。村黨支部書記高德敏向記者介紹，“戰旗村在新村建設的同時，村民自願組建了戰旗農業股份合作社。合作社集中1800畝土地，規劃建設了戰旗現代農業産業園，現在園區內建有現代育苗中心，進駐了西南最大的食用菌龍頭企業，建成了薰衣草農莊、藍莓和草莓種植園等。”

　　在郫縣安德鎮川菜産業化園區，相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産業園立足被譽為‘川菜的靈魂’的郫縣豆瓣産業，以川菜原輔料、調味品為主導産業，目前已經進駐了幾十家企業，待全部項目建成投産後，可提供上萬個工作崗位。”

　　成都還將開放納入試驗的格局，推進鄉村向城市開放，農業向二三産業開放。農村與城市資源互補，統籌城鄉發展。

　　成都人愛耍，市區居民喜歡走進郊區和農村，這份休閒的情結古已有之。成都市在發展農業産業的同時，著重探索如何做大做強鄉村旅遊、餐飲等第三産業。

　　崇州市白頭鎮五星村，是一個集小規模農家酒店、微田園農業之鄉、生態化健康小鎮于一體的新村。村委會主任孫獻中告訴記者，村裏按照“一三互動，産村融合”的思路進行建設，把生態農業基地景觀化、新村建設標準化、農業産業品牌化，實現了“農區變景區、田園變公園、農房變客房、産品變禮品”。村裏的“閒來農家客棧”，依靠優質的軟硬體待客條件，吸引了大量城市居民前來休閒旅遊。

　　郫縣友愛鎮農科村，是全國發展鄉村旅遊的典範，在這裡誕生了中國第一家“農家樂”。近些年來，該村充分利用自身特色，堅持把新村建設和鄉村旅遊相融合，把村子建成了“鮮花盛開的村莊，沒有圍墻的公園”，成為國家AAAA級景區。目前村裏從事民俗旅遊接待的農戶有100多家，村民依靠旅遊産業駛上了致富快車道。

　　為了讓基層黨組織適應農村生産方式轉變，發揮更大作用，成都按照“組織建在産業鏈，黨員聚在産業鏈，農民富在産業鏈”的思路，探索出了“445”工作模式。成都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通過制度創新，基層黨組織能夠更好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助力産業規劃、結構調整、品牌打造，引導技術研發、試驗、示範和推廣，適應得了發展的節奏，跟得上改革的步伐。”據了解，2016年，成都將在全市開展全域新型領域基層黨組織建設試點，讓基層黨組織為農業農村改革增添動力。

　　回望改革歷程，成都的大膽創新試驗和不懈探索嘗試，成果豐碩，為全國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借鑒、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相信在可以看到的未來，成都人會一如既往、蹄疾步穩地不斷推進農業農村改革，不斷地探索出更多更好的經驗，成都農業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本報記者唐園結寧啟文劉艷濤周鵬飛李傳君阮蓓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