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2016年全國政策諮詢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會上，國研中心主任李偉指出，2016年政策諮詢工作需要重點關注和深入研究八大方面問題，本報記者就此訪談李偉，以饗讀者。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認識

　　記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作為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的“領軍者”，服務中央決策的方式，已經呈現出政策研究、評估、解讀和國際交流合作“四位一體”的新格局，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當前，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上都做了詳細闡述，但仍存在一些認識上的爭議。請問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李偉：我國經濟增速自2012年以來持續波動下行，經濟運作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新特點，一些重大的轉折性變化已經出現或進一步得到確認。從需求看，2013年城鎮戶均住宅超過1套，新開工房屋面積、住房銷售面積均在2013年出現峰值，2015年房屋施工面積和開發投資的增速都接近於零。2014年千人汽車擁有量超過100輛，進入國際經驗顯示的汽車增長減速階段。2015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速新世紀以來首次低於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速。從供給看，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2012年達到峰值，按照國際上通用15-64歲標準，也在2014年達到峰值。2015年全國發電量出現1978年以來首次零增長，水泥産量出現1990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鋼鐵産量出現2000年以來首次下降。從産業結構看，2012年第三産業佔比第一次超過第二産業，2015年第一次超過50%，服務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2015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由服務業生産率增長總體低於製造業的規律決定，經濟減速不可避免，産業轉型升級勢在必行。

　　隨著外部需求收縮和國內傳統消費需求飽和，我國大量傳統産業出現嚴重産能過剩，存量供給遠遠超過市場需求。隨著居民生活水準提高，人民對各類消費需求的性價比、安全、品質等要求明顯提高，而消費品供給規模有餘而品質不足。隨著消費升級明顯加快，日益向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發展，新的需求很多，但有效供給創新卻跟不上。我國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是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重大變化而做出及時調整。

　　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也是針對近幾年需求管理政策邊際效果遞減的務實選擇。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看供給和需求在總量及結構上的動態平衡，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條件。供給側政策傾向主張對外開放、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減少干預、降低稅收，在制度上減少限制，注重結構調整，關注中長期目標；需求側政策傾向主張實施財政和貨幣政策、增加公共品供給、擴大需求、政府干預，在制度上加強對經濟的管制，更注重總量調整，關注中短期目標。就我國當前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供需矛盾和結構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點；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供給側改革泛化，要把供給側體制機制改革的重點與相配套的政策調整區別開來，與産業轉型升級的內涵區別開來，與具體産品的升級換代區別開來。具體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著力推動供給側的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産業轉型升級和産品創新提質，增強供給對需求變動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年的重點是“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既包括體制機制改革內容，也包括很多政策調整內容。

　　2016年，我國經濟處在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期，若能緊緊抓住經濟運作的主要矛盾，在保持總需求適度擴張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年仍有條件實現中高速增長，努力實現“十三五”的良好開局。

　　2016年國際經濟走勢變數加大

　　記者： 回顧2015年國際經濟形勢，發達經濟體總體繼續好轉，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持續減速。如何看待2016年國際經濟走勢？

　　李偉：2016年國際經濟走勢變數加大。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初步統計，2015年發達經濟體增速從上年的1.8%提高到2%，為連續第二年提高，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則從4.4%下降到4%，為連續第五年減速。受此影響，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從2014年的3.3%下降到2015年的3.1%。按實際貿易量統計，2015年發達經濟體的進口增速從2014年的3.4%提高到3.8%，發展中國家則從2014年的4.5%下滑到1.5%。在跨境投資方面同樣出現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吸收的外資同比增長90%，而發展中國家僅增長5%。據世界銀行最新預測，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2.4%，2016年增速將小幅回升至2.9%，但低於去年6月的預測值。經合組織2月18日發佈的報告，也將去年11月對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下調0.3個百分點。

　　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之下，中國外貿出口也下降了1.8%，但在22個主要出口國當中，降幅是最小的，這意味著中國的國際市場份額進一步提高。在利用外資方面，中國2015年實際利用外資額達到1260億美元，同比增長5.6%，增速比2014年的1.7%有明顯提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製造業的利用外資金額在連續三年下降之後，2015年只微跌1%。這些情況充分表明，中國商品在總體上仍然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仍然被國際投資者看好。2016年我國要把握好資本賬戶開放的節奏，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有序調整，穩定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這有助於穩定我國宏觀經濟基本面。

　　化解過剩産能，什麼辦法“管用”

　　記者：化解産能過剩是一個老問題。2015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去産能”作為2016年五大任務之一。化解過剩産能，什麼辦法“管用”？

　　李偉： 最近，國務院研究出臺關於鋼鐵和煤炭業化解過剩産能促進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出了不少化解産能的政策措施，但是，要真正落實見效，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什麼是“管用的”的退出政策。産能過剩行業中的企業要退出，就涉及到人員安置和資産損失及債務的問題。國有企業人員安置還有身份的問題，不少職工寧願少拿一些錢，也要保留身份，也要留在企業裏面，減員很難。企業退出大量的債務損失要由誰來承擔？如何讓銀行有積極性核銷債務？政府要不要承擔一部分債務損失？等等，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二是化解産能過剩的目標問題。化解過剩産能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是比較準確地判斷經濟發展趨勢，分析市場需求變化。比如，2015年全國粗鋼産量8.04億噸，産能11.3億噸，出口約1億噸，國內需求也就是7億噸左右。如果按照80%的比較理想的産能利用率，需要化解1.3億噸左右的産能。但是，如果鋼鐵國內需求再下降，或者出口不能維持1億噸的規模，那化解的任務可能就不止這麼多。再看煤炭的需求，這幾年變化非常大，2013年全國原煤産量是39.74億噸，2015年是36.85億噸，2年時間減少了近3億噸。另外我們還要看到2013年全國進口了煤炭3.27億噸，而2015年只進口了2.04億噸，所以，實際上國內的需求下降了4.2億噸，佔2013年煤炭産量的10%以上，這個幅度是相當大的。因此，“十三五”期間煤炭需求量、鋼鐵需求量的變化趨勢，對判斷化解過剩産能的目標至關重要。

　　三是哪些行業的産能過剩需要政府推動，哪些行業可以依靠市場化解。現在産能過剩的行業很多，鋼鐵、水泥、石化等等，如果都靠政府親力親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有些行業依靠市場就基本解決了産能過剩問題。比如光伏和造船行業，並沒有出現大的問題。所以，要仔細分析不同産能過剩行業的特徵，看看哪些行業應該由政府參與化解産能，哪些行業可以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採取精準有效的措施化解産能過剩。

　　金融領域是風險防控重中之重

　　記者：金融風險是今明兩年風險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當前金融領域值得關注的風險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偉：一是銀行體系風險壓力巨大。實體經濟杠桿率仍在大幅上升。今明兩年，隨著“去杠桿”“去産能” “去庫存”的推進，商業銀行經營環境將更加嚴峻，風險有可能更為集中。

　　二是外匯市場和跨境資金流動風險不容小覷。今年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和資本流出的因素依然存在：一方面，中美經濟週期不同步可能導致資本繼續回流美國；另一方面，境內主體資産全球化配置趨勢也越發明顯，企業海外投資步伐加快也將加大資本流出壓力。

　　三是民間金融風險快速上升。民間金融涉眾性強、地域範圍廣、風險積聚快，極易引發社會穩定風險，同時也加大了向正規金融體系傳導的可能性。

　　四是跨市場、跨行業的交叉風險是風險防範中的難點。隨著金融綜合經營不斷推進以及金融市場聯繫日益緊密，風險極易在不同市場、行業以及機構間傳遞，引發連鎖反應和疊加衝擊。

　　房地産“去庫存”如何化解潛在風險

　　記者：我國房地産“去庫存”任務相當艱巨。在總體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壓力更為明顯。在商品房庫存結構中，除住宅之外，商業營業用房和辦公樓的庫存也佔較大比重。房地産“去庫存”如何化解潛在風險？

　　李偉：在去庫存壓力和難度持續加大的情況下，必須高度關注兩大問題和風險隱患：一是2016年房地産開發投資同比增幅很可能會出現“負增長”；二是要防止房地産開發投資負增長和去庫存壓力加大，導致金融風險和地方債務風險增大。

　　政策諮詢研究機構需要密切跟蹤分析和研判經濟形勢，尤其要關注全國城市房地産分化加大的趨勢，著重研究本地區“去庫存”的動態和出現的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精準政策建議，及時化解可能出現的風險，使房地産“去庫存”的各項舉措有效落實。

　　發揮好社會政策的托底作用

　　記者：受結構調整、去産能等因素影響，部分地區、部分行業面臨較大的失業壓力。如何發揮好社會政策的托底作用？

　　李偉：完善社會政策體系，是保障民生、防範社會風險、實現經濟轉型的重要基礎。面對經濟下行壓力，要高度重視社會領域的相關政策研究。

　　一是要注重研究就業風險防範問題。受結構調整、去産能等因素影響，部分地區、部分行業面臨較大的失業壓力。要加強就業監測與分析，為就業政策調整完善提供依據。同時，做好包括破産關閉企業員工相關權益保護、就業困難人群再就業安置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等預案和政策儲備。

　　二是要注重研究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完善問題。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方面，五中全會《建議》已經提出了明確的思路，很多具體的方式方法仍需要認真研究。

　　三是針對快速城鎮化，加強公共服務體系改革研究。我國存在城市內“二元結構”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非常突出，必須加快解決。最關鍵的是要改革公共服務體制，努力保障流動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權益，實現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四是加強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研究。

　　構建競爭力導向的農業政策體系

　　記者：您提出，要反思我國長期實行的增産導向的農業政策體系，儘快構建符合我國發展階段和國際貿易規則、以提高競爭力為導向的農業政策體系。如何理解？

　　李偉：長期以來，為滿足全社會對農産品不斷增長的需求，我們把促進增産放在農業發展的優先位置，建立起一套增産導向的農業政策體系。這對促進農産品産量快速增長髮揮了明顯作用，但也帶來資源環境嚴重透支、國內外農産品價格明顯倒挂、支援保護政策操作空間日趨收窄、農産品結構性過剩和部分品種庫存增加較多、地力明顯衰減等新問題。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競爭力，促進農業儘快從拼投入、拼資源、拼環境式增長，轉向以提升品質和效率為中心的集約高效式發展，儘快構建符合我國發展階段和國際貿易規則、以提高競爭力為導向的農業政策體系。

　　以農業政策轉型引領農業發展方式轉變，需要找準關鍵環節進行深入研究。一是如何提升我國農業的基礎競爭力。二是如何提升我國農業的非價格競爭力。三是如何提升我國農業的供應鏈競爭力。四是如何提升我國農業的政策競爭力。

　　夯實創新發展的根基

　　記者：在新常態下，必須把創新作為培育新增長動力的根本途徑。您提出夯實創新發展的根基，請問從哪幾方面著力？

　　李偉：2015年，我國高新技術産業增速高於工業增加值平均增速4.1個百分點，創新創業呈現出一些積極變化。但是，推動創新發展的新動能還在萌芽階段，企業創新動力不足、創新能力弱等問題仍然突出。

　　第一，要全面客觀地認識創新發展，增強改革的定力和信心。創新發展要兼顧新興産業發展和傳統産業優化升級，重塑製造大國的競爭新優勢。

　　第二，實現創新發展要有新理念、新政策。政府支援新興産業發展，鼓勵創新創業要多抓基礎、搞好環境、做好服務，多采取普惠性措施，少直接干預。要防止以創新發展之名，行盲目投資之實，繼而形成新的經濟風險。

　　第三，要夯實創新發展的根基。必須對加強基礎研究、提升工業技術基礎、強化技能人才培養，提高産品品質等基礎性工作予以高度重視。

　　第四，要抓住創新環境方面的關鍵問題。深化科研經費和科研管理制度改革、加強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的平臺和機制建設、強化智慧財産權保護、加快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是對創新影響最大的牛鼻子問題，應該率先突破。

　　第五，要著力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支援中小企業深度參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其提升品質、塑造品牌。結合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升級，實施一批重大的創新升級工程。（中國經濟網記者 祝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