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政治家來説，難點在於怎樣把美國的前進，變為所有美國人的發展

　　美國經濟學教授羅伯特·戈登的新著《美國成長的興衰》最近引起了廣泛爭論。他認為，自19世紀末以來，每代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都會比父母那一代提高一倍，但當今年輕一代的生活水準不會出現這種提高。99%底層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每年大約增長2%，但在未來數十年的增長率只會略高於零。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認為戈登的觀點有一定的事實依據。目前資本投資的回報率低於15年前，企業活力也在減退。成立不到5年的公司所佔據的就業份額，從1982年的約19%降到了2011年的11%。

　　但同樣任教于西北大學的經濟歷史學家喬爾·莫基爾卻持有異議。科學技術仍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發展，資訊技術革命創造了震撼人心的工具和技能，足以拉動從醫療到材料等廣闊領域的創新。

　　未來將如何，一直是美國社會關注的話題，大選之年更是如此。白宮的挑戰者們常常會問，“你們想一想，在過去4年（或8年）中，你們的生活是否比過去更好？”隨之做出各種承諾。當承諾不能全然兌現，就會再來新一輪的詰問與承諾。

　　美國媒體在報道關於未來的辯論時，提煉出《美國最好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這一標題。其實，在一個“人以群分”特點高度極化的國度，何為“最好時代”本身便極具爭議。正如魯迅所言：“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

　　不斷加大的社會不公，使得美國的未來蒙上陰影。繼《不平等的代價》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新著《大分化》中，繼續剖析美國的社會不公問題，指出美國已成為世界發達國家中最為不平等的國家。戈登也認為，收入日趨集中意味著無論增長率有多高，大多數人口都享受不到由此帶來的好處。

　　努力工作的人，未必能實現“美國夢”，得到公平待遇與回報，這是當代美國社會的現實。奧巴馬在任內最後一次國情咨文中這樣批評財富積聚現象：引發經濟危機的不是那些領食物券的人，而是華爾街那些魯莽行事的人。董事會的人經常將季度分紅看得比長期回報還重。同樣，對美國社會不公問題進行猛烈抨擊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之所以在此次競選中受到部分民眾的格外追捧，也反映出美國民眾對這一社會問題的強烈不滿。

　　不應輕言美國“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增長漸趨恢復，清潔能源等領域的轉型初見成效，矽谷開始建設新一代製造業中心。在以高科技創新為發展制高點的競爭中，美國仍然走在世界前列。對於政治家來説，難點在於怎樣把美國的前進，變為所有美國人的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極化僵局是制約美國未來發展的痼疾。奧巴馬坦陳其任內一大憾事就是“各黨派之間的積怨和猜疑並未減弱，而是變得更深”。競選時曾矢志“改變華盛頓政治文化”的奧巴馬，今天仍難以擰過華盛頓政治機器的“錢主”慣性。

　　盛衰之事，勢所使然。正如幹了7年多總統的奧巴馬自己的總結：優化美國政治形態，僅換掉一位國會議員或參議員，甚至換掉一位總統是不夠的，必須改變整個體制。資本力量當然是勢，人心其實更是勢。看來，只有真正改變自身，才能留住每個人心中的“最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