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釋放的制度紅利令人期待，如果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能到位，將是經濟增長的促進因素，會使經濟增長水準維持在6.7%左右。

　　●中國的經濟動力還非常強勁，如果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釋放這些動力，那麼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還有相當大的潛力。

　　●如果我們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釋放中國的發展潛力，那麼，它應該是一次全面的經濟清潔過程，是一次創造性毀滅，舊的要讓它過去，新的要讓它到來；同時，它也是中國深化改革的標誌，是經濟二次騰飛的前提。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央確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式實施的一年，從宏觀經濟的實際運作看，大的要素變化基本上也沒有，惟有政策的變化可能對經濟增長有較大作用。

　　要素的可能變化不大

　　首先是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走勢。我們認為，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相對處於低位，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干擾，2016年價格波動應相對平穩，要大幅回升可能性不是很大，對中國經濟增長而言這是一個中性因素。二看外貿，雖然可能有較大幅度的波動，外貿順差可能會繼續收窄，出口還可能是負增長狀態，但不會大幅度下滑。與2015年相比，進口量很難進一步擴大，出口有可能會有小幅回升。所以外貿因素可能偏向樂觀。三是投資，2015年房地産開發投資增速已經降至1%，住宅投資增速接近0增長。房地産新開工增速下降14%，住宅新開工增速下降14.6%。考慮到全國房地産行業的巨大庫存，2016年新開工增速可能繼續下滑。再考慮到房地産行業對於上下游經濟的影響，包括建築、建材、家電等相關行業的需求都不會很好。2016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一年，去庫存是重要工作之一，這對投資也是一個壓抑。因此，2016年的投資增長不會快於2015年，也不可能出現大幅下降。四是消費，消費還有很大上升空間，但現在受制于工資增長速度減緩、就業壓力較大以及適銷對路産品的缺乏，消費潛力並沒有得到完全發揮。中國的消費市場處在比較明顯的轉型期，老百姓的消費需求正在不斷地與國際市場接軌，過去的那種滿足消費者基本需求的消費品不會再有大的上升空間，未來更多的是與人力資本提升相關的消費，而國內目前這塊的供給完全不足，未來開拓這一塊消費空間，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就2016年而言，要達到消費者的要求還不現實，如果在這方面有所改進，消費空間的拓展不是問題。所以2016年的消費總體偏向樂觀。如果不出現大的政策偏差或外部衝擊，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在6.5%以上運作。

　　政策的變化作用將加大

　　2016年政策變化就在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當年經濟增長是正還是負的作用現在還不能判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按照《人民日報》權威人士的解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即從提高供給品質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它可能包含兩個方面任務，即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

　　在結構調整方麵包括兩個方面的具體目標，一是對現有經濟結構中的不合理部分進行處置，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鋪路。它可能包含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附加值不足以承受成本上升的低附加值産業，主要是一些勞動密集的消費品工業，這些産業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由中國企業主導向境外轉移；另一方面是由於産能過剩、過度競爭導致行業性困難的企業，主要是重化工企業，如鋼鐵、煤炭、造船等，需通過淘汰一部分産能使行業的供需趨於平衡。二是培育一批高端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使我們的經濟結構定位在一個更合理的平臺上，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總體看是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使過剩産能和房地産庫存減少，企業成本上漲和工業品價格下跌勢頭得到遏制，有效供給能力有所提高，財政金融風險有所釋放。從長期看，上述工作都有利於增強發展動力；從短期看，不同工作對經濟增長有加有減。如，化解房地産庫存對增長是明顯的“加法”，去産能會帶來“減法”； 調整産業結構也有加有減，不適合需求的産業可能會不斷萎縮，新興産業可能不斷涌現。就2016年而言，加減相抵以後的結果，可能會減法大於加法的效果，因為去産能是當務之急，也可以利用行政手段馬上實施；做加法不易，它需要通過市場來實現，難度較大，效果可能也來得更慢些。

　　無論是處置“僵屍企業”、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産庫存、提升有效供給還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病根都是體制問題，解決的根本辦法都得依靠改革。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激發各類經濟主體尤其是企業的活力和市場競爭力，提高效率。如，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減輕稅費負擔、降低資金成本，減少行政審批環節，改革財稅、金融體制。中國的經濟騰飛是從體制改革開始的，它使中國擺脫了貧困落後的面貌，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現在的改革，目標是使中國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跨越，其要求和難度都提高了，但基礎和條件應該是更好了。就2016年而言，改革釋放的制度紅利令人期待，我們認為，如果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能到位，將是經濟增長的促進因素，會使經濟增長水準維持在6.7%左右。

　　十三五開局之年的幾點思考

　　1.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還有沒有

　　受制于中國人口結構轉型帶來的人口老齡化加速及人口紅利的消失、生産率的産業再分佈導致的服務業比重上升、收入分配政策調整促使資本和勞動份額系數逆轉、資本效率遞減等因素，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放緩更多地帶有結構性減速的特徵而非週期性效應。微觀實體正在深度調整中，宏觀經濟出現結構性減速在所難免。但這並不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失去動力，我們潛在的動力有：超過10億人口正在走向小康水準的巨大需求平臺，尚未完成的城市化進程，受過更好教育的大量人口還有待於發揮作用，約束勞動者和企業發揮積極性的體制機制還沒有達到理想水準，大規模的傳統和落後産業有待提升，新興産業平臺尚未建立。問題在於，這些潛在的動力源能不能真的發揮動力作用，我們有沒有辦法使它發揮作用，什麼時候才能發揮作用，其作用力到底有多大？

　　2008年的金融危機打亂了全球産業和服務平臺，需求萎縮，使中國的對外消費品産能迅速形成過剩。為應對這種局面，政府的措施是擴大內需，尤其是通過投資需求的擴大來抵消外需的萎縮。但是，短期的投資需求擴大不可能長期持續，投資品的産能過剩由此形成。近幾年，投資品和消費品的産能均進入過剩狀態，經濟增長失去動力。所以，去産能及調整産業方向，都應該是世界眼光，是對原有産業結構的升級和換代。我們認為，中國的經濟動力還非常強勁，如果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釋放這些動力，那麼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還有相當大的潛力。

　　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達到的目的

　　如果我們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釋放中國的發展潛力，那麼，它應該是一次全面的經濟清潔過程，是一次創造性毀滅，舊的要讓它過去，新的要讓它到來；同時，它也是中國深化改革的標誌，是經濟二次騰飛的前提。如果要達到以上目的，以下幾件事情非做不可：

　　一是要創造個人、企業、政府三者利益一致的經濟環境，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事實上就是這一機制設計理論的典型代表，它統一了個人、企業、政府三者的利益，從而促成了中國超過30年的超高速經濟增長。但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在前幾年已經遭到了破壞，因為城市土地價值的不斷上升，地方政府財政已經不需要依靠高速經濟增長來獲得，賣地是最好的選擇；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政府和個人都在追求社會保障的完善。因為三者間利益訴求的差異，使得過去追求經濟增長的動力失去，特別是企業被放置在一個孤立的地位上，經濟減速在所難免。如何兼顧三者利益：首先是為企業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再者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必須與經濟增長的水準有關、與企業經營的好壞有關、與人們的收入水準高低有關、與人們的消費水準高低有關，它不能扭曲人們的行為，更不能投機取巧脫離經濟環境。從而使政府利益與整體經濟的利益相一致，而不能淩駕於經濟之上。最後是要鼓勵個人從勞動中獲得收益，按照其對社會貢獻的大小來獲取收益。我們認為，重塑和協調三者的利益關係，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應該是首要任務。

　　二是重點領域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切實實行。首先，動員式經濟的轉型。中國的第一次經濟騰飛，運用的是動員經濟型模式，這種動員式的經濟增長，好處是政府激活了全社會的積極性，但帶來的副作用是價格體系的扭曲、內外失衡、過度投資及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要解決上述問題，但須注意的是，目前所採取的很多措施也是行政化的，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形成動員型經濟的翻版。這就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為。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而言，全社會對市場經濟已經適應，企業也有了國際市場競爭的經驗，政府已經不再需要在經濟生活中的一切領域扮演具有控制力的角色，可以放手讓市場和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動員型經濟的轉型的關鍵是合理確定政府的定位，使其從經濟增長的帶領者轉化為發動者，從前臺走向幕後。其次，明晰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推進市場化改革。首先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打破壟斷，推行政企分開；推動國內統一市場的建設，打破各種資源流動尤其高層次人力資本流動的制度障礙，解決資本市場、要素流動、基礎設施、資訊等領域的割裂問題；打破行政干預所導致的橫向、縱向經濟分割，切實發揮經濟網路的集聚、關聯效應，增強城市化的空間配置效率。其次，推進科教文衛等各類事業單位的轉型和改革，形成高端服務業市場，提高服務業品質。第三，深化財稅制度改革。目標是使稅制由工業化階段的間接稅制逐步過渡到城市化階段所要求的直接稅制。

　　三是要創造明確的預期，讓人們看到希望。預期和激勵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詞彙，激勵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而預期是政府宏觀管理的核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實現，關鍵在於人們能不能形成一個好的預期，預期是信心的前提，只要人們對中國的經濟預期向好，努力才會得到好的回報，市場參與者才會去努力。政府行為是市場預期形成的重要來源，所以創造好的預期，應該是政府宏觀政策的出發點。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理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