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消息，讓中國科技界感到振奮，也讓科技工作者更加關注2015年9月24日中辦國辦公佈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其實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標誌著中國的科技體制改革的序幕正式開啟。30年多後的今天，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改革、事業単位分類改革、科技成果産權制度改革等，將科技體制改革不斷推向深水區。但同時也必須清醒看到，我國科技體制改革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改革依然在路上。

　　關於體制機制的內涵，國內外有不同的解釋，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一般而言，體制主要從組織職能和崗位責權角度來界定和考量，機制主要從協調和運作方面來界定和考量。在我國現有語境下，體制主要指“管事”部門，例如國家科技部門、教育部門、産業部門等部門的職能分工和崗位責權；這些部門又分為國家、省市、地區、縣、鄉鎮等五級。機制是把事物的各個部分聯繫起來並協調發揮作用，一般分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和保障機制等。激勵機制是調動行為主體積極性的一種機制，約束機制是保證行為有序、規範的一種機制，保障機制是為行為提供物質和精神條件的機制。當前，我國科技體制改革一個誤區就是體制機制不分，往往把許多本屬於機制的東西歸於體制。

　　中國科技體制是指從事對科學技木的機構設置、管理研究、職責範圍、權利義務關係的一整套國家層面的結構體系和制度設置。重點是確定結構體系的職權關係，包括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符的科技體制所需的基本法律框架，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不同政府部門的關係，科研院所的治理結構，社會力量的發揮，政府在國家科技發展中職能的定位，科技資源的使用和監督等。機制主要解決具體的運作方式和管理制度，如科學共同體的自治，科技經費的使用，科技人員激勵措施等。

　　目前，我國科技體制改革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層面——科技界內部和科技界與外部的關係。

　　科技界內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定位不清（包括政府科技主管部門、國立科研機構和高校、企業等），自律約東不足，沒有形成有效的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 community，或者republic of science）。

　　科學對我國來説，是舶來品。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中，我們引進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但那場短暫的文化運動並沒有使得科學啟蒙在中國大地落地生根。新中國成立後，科技長期被用來服務國家戰略目標（如兩彈一星、服務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缺乏必要的獨立性，致使科學共同體在我國一致沒有形成。這樣的結果，造成科技界被肢解、碎片化。中國科技界內部長期把科學、技術、創新三者混淆在一起，以致出現“科學技術化、工程化”現象。實際上，應當各歸本位、各司其職，讓科學回歸科學，以科學家為主體；讓技術回歸技術，以發明家為主體；讓創新回歸創新，以企業家為主體。

　　科技界與外部的關係包括內容很多，比如與社會的關係表現為倫理道德問題（比如轉基因研究、克隆人研究等），與政治的關係表現為依附性強（項目和經費），獨立思考嚴重不足。最突出和典型的是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的科研力量目前仍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長期以來設立科研項目的“裁判權”和“決定權”往往掌握在專家手中。事實上，某一個應用技術項目應不應該立項、立項時機是否恰當、應該投入多少經費等等問題，企業往往比專家更清楚。同時，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量化論文、獎項和科研經費的評價體系，也加劇了科研與應用的脫節。大批研究成果往往在完成論文發表、專家評審、成果鑒定、獎項申報之後就被束之高閣，導致國家投入大量科技資源研發出來的科技成果沒有用武之地。

　　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已經形成了自我小圈子（但不是科學共同體），並形成了相對比較封閉的自我迴圈:申請項目一做課題一發表論文一申報職稱一再申請項目。科研院所和高校包括很多面向産業的研究所也是從政府有關部門申請經費，他們並不太關心産業需求，而是更關注所調的“圈內”的科技評價（如是否主持國家級項目，發表多少論文專著，培養了多少學生等），這些當然也重要，但沒有和國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緊密聯繫起來。

　　企業是市場活動最直接的參與者，對市場資訊反應最靈敏，能夠從市場需求變化中産生創新靈感和創新意願。因此，必須建立健全由企業牽頭實施應用性科技項目的機制，重點支援和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

　　目前，對於高校與科研系統的科研資金投入已經十分巨大（如高校的211工程、985工程和2011計劃和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等），但主要釆用由政府主導的科研項目招標的方式。事實證明，此種方式科研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成果的實用性較差。應考慮像美國創新實驗室一樣，大量釆用逆向創新模式，以市場帶動創新。建議有關部門研究出臺相應管理辦法，改革目前對科研人員的考核機制，對於取得市場價值認可的研發活動，應視同國家或省市級科研項目予以認定。從而使科研人員可以專心致志地投入到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研發活動中去，而不要一窩峰地走申報國家和省部級課題、發論文、升職稱的老路，從而避免論文大國、教授大國、博士大國但又是創新弱國的尷尬局面。

　　總之，無論是科技界內部還是與外界的關係，中國科技體制都需要認真進行梳理和研究，下大決心進行創新和完善，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創新型國家目標相適應的科技體制。今天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依然在路上，需要不斷創新再出發。

　　（作者袁志彬是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中國經濟網特約觀察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科技政策等。曾挂職上海市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技術進步處副處長、西藏自治區科學技術廳廳長助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