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季度美國經濟領域最大的事件就是TPP協議達成和美聯儲啟動加息進程，這分別標誌著美國經濟“再全球化”戰略和美國經濟政策常態化的開啟。

　　●從“三去”框架來看，2016年的中國經濟將同時面臨産出增速放緩和資産價值下降的雙重壓力，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風險出現疊加，轉型空間被進一步壓縮，資源配置效率下滑，市場壁壘和經濟租金需要全面消除，任務極其艱巨，風險也很大。

　　●面對這一形勢，客觀上要求我們做好三個平衡：一是風險和收益的平衡，二是資産和負債的平衡，三是去産能和新産業的平衡。

　　●根據“三去”目標和三個平衡的要求，我們應著手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調控框架，並以創新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協調配合作為首要環節，更好地運用改革手段，提高政策效率。

　　2015年第四季度既是中國經濟衝刺“十二五”收官的關鍵時期，也是面向 “十三五”的重要準備期和過渡期，在經濟運作、宏觀政策、體制改革方面體現出一系列的新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蓄勢待發。而同在這個時期，美國啟動了加息進程，經濟政策整體回歸常態化。當前，世界經濟運作態勢分化，表現不一，但國際産能合作、資産風險管理和品質效益導向，是各國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美國經濟政策常態化

　　和經濟“再全球化”戰略開啟

　　預計2015年美國的經濟增速可以達到2.1%，總體保持穩定，而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速預計為1.25%，比市場的預期值略低。第四季度美國經濟領域最大的事件就是TPP協議達成和美聯儲啟動加息進程，這分別標誌著美國經濟“再全球化”戰略和美國經濟政策常態化的開啟。

　　2015年12月，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上調25個基點，目標利率維持在0.25%至0.5%之間。美聯儲加息一方面給世界金融市場帶來了新的挑戰，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國經濟政策步入常態化的同時，經濟運作出現了新的調整壓力。

　　由於離岸美元的匯率水準開始上升，同時美元資産的價格也開始上升，非美國金融機構也開始增持美元，推動美元匯率水準進一步上升。

　　在這一情況下，美國出口企業的優勢下滑，對世界市場的影響力和佔有率都將出現一定幅度的下降，導致企業的産能擴張受到進一步的抑制。而另一方面，相對於不斷升值的美元，海外非美元資産的價格相對貶值，美國企業具備實施産業轉移和海外並購的條件，因此大量的美元資本開始從美國的實體經濟端向外輸出，這樣就會形成第二個階段的平衡。

　　“再工業化”戰略實施以來，美國從生産體系和市場組織模式上已經出現了全面創新，並對國際分工體系和産能合作都帶來巨大的影響。美國“再工業化”的本質是智慧市場。目前，美國經濟“再全球化”的時機逐步成熟，“智慧市場”體系將面向“一體兩翼”的重點區域開始延伸。

　　從“一體兩翼”中已經達成的TPP協定來看，主要條款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貿易投資自由化，新的規則主要是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二是智慧財産權保護措施的一致性，即智慧財産權的一經確認，就在TPP成員國中全面生效，智慧財産權從國家授權轉為區域産權。

　　美國“再工業化”供給體系具有三大特徵，即分佈式生産、智慧化市場和差異化競爭。而一旦離開美國，分佈式生産可以延伸，智慧化市場可以建設，最大的風險就是差異化競爭的問題——在不同的法律和市場體系下，差異化要麼容易被無序而簡單模倣而失去差異，要麼因為保護和維權成本過高而喪失效率。TPP協定把智慧財産權推進到區域化的保障水準，差異化競爭將擴展到成員國的市場之中。

　　在“再全球化”戰略外部環境逐步完善的同時，美國企業將基於效率進行供給體系的調整，形成以“再全球化”和“再工業化”為雙輪驅動的新供給體系。其特徵是：一是確保美國企業的競爭力，而不是美國産品的競爭力；二是提高美元資産收益率，而不是美國資産收益率；三是提升美國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而不是加大杠桿率；四是強化美國創新能力和産業整合能力，而不是産出規模和投資總額。

　　中國經濟“三去”框架下的

　　平衡和效率

　　“三去”是指去産能、去庫存和去杠桿，著力的重點不同，對經濟的影響也不同，但彼此呼應，形成2015年經濟運作、風險管理、體制改革和調控創新的主軸和合力點。

　　去産能的關鍵不僅僅是去過剩産能，還包括部分富有效率的結構性産能，供給側産能調控的目的是與需求實現更好的結合。預計2015年將導致生産性資産存量在正常折舊的基礎上，再增加約兩個百分點的折舊規模，從而使年度資産折舊水準達到存量資産的10%左右，約合19—21萬億元之間，增量部分在4萬億元左右。

　　去庫存的核心是指房地産業盤活存量，促進行業資金流動，防止引發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但在實踐中，因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下挫而帶來的非意願原材料等庫存增長也是其中的重要構成。根據二線以下城市房地産價格平均下降8%（約相當於GDP的增幅）的標準衡量，將導致房地産資産的名義價值下降4800億元，進而導致存量房地産總價值的公允價值下降約18萬億元。從非意願性原材料和中間産品的存貨看，去庫存化在2015年的當期導致新增成本（損失）約1.2萬億元，預計在2016年將導致1.5萬億元的新增成本。

　　杠桿率有兩個基本表述：第一是總資産與凈資産的比率，反映的是風險問題；第二是營業利潤與稅前利潤之比，反映的是成本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對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統計數據，營業利潤與稅前利潤的比率是2.52，也即債務付息已經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併為企業稅前利潤的1.5倍左右。2014年底中國的總資産/凈資産的比率為1.97，這個比率基本屬於正常區間，但一旦進行負債細分和資産減記就會産生問題。在負債細分的基礎上，單位資産需負擔的利息償付水準達到4%，而相較于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4.35%，兩者僅相差0.35個百分點，資産價值的穩定性受到了明顯擠壓。而如果將資産減記納入，2016年我國存量資産的規模預計將出現邊際減記42萬億元，這樣就將導致總資産/凈資産的比率達到2.11，杠桿率明顯上升。

　　從“三去”框架來看，2016年的中國經濟將同時面臨産出增速放緩和資産價值下降的雙重壓力，經濟形勢更加複雜，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風險出現疊加，轉型空間被進一步壓縮，資源配置效率下滑，市場壁壘和經濟租金需要全面消除，任務極其艱巨，風險也至為巨大。

　　這一形勢，客觀上要求我們做好三個平衡：

　　一是風險和收益的平衡，不要寄希望於通過低成本、低風險貼水的取巧手段化解高風險問題，要堅持追求風險與收益的動態平衡，建構高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是化解矛盾的根本之道；二是資産和負債的平衡，資産減記帶來這一平衡的壓力和挑戰，但對於資産來説，我國還存在明顯低估的部分，一是農村的産權資産，二是社會的信用資産，特別是政府信用，我們要規範而有序地運用好這兩項資産；三是去産能和新産業的平衡，去産能導致了産出規模增速的下滑，但巨大的市場需求經過合理的引導可以為新産業的建立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在去産能的同時不能去資本，轉移、兼併、改造和置換並舉才是當前的可行之道。

　　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的宏觀調控框架

　　根據“三去”目標和三個平衡的要求，我們應著手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調控框架，並以創新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協調配合作為首要環節，更好地運用改革手段，提高政策效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體系設計

　　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框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的主要目標是調控産出的規模、結構、佈局和效益。規模調控是以提升宏觀調控的産出效果為主要目標，兼具結構性特徵，但以總量性效果為主。結構調控是優化經濟結構，使得産業、産能和市場、需求之間的統一程度大幅度提升，從而實現供給創新産生需求。佈局調控是以優化經濟要素和産業佈局為主要目標。效益調控是以提高經濟運作效率和産業經營收益為支援目標，進一步強化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框架的運作機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框架的主要運作機制包括自動穩定機制、信號反應機制和相機抉擇機制等。自動穩定機制是由於財政金融政策自身的反波動屬性，而産生的緩沖和折衝效果。信號反應機制是指根據預警指標反饋過來的資訊，進入自動處置。相機抉擇機制是指根據經濟運作的實際情況和政策工具資源情況，而做出的有效的反應。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體系的主要原則。包括：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原則，穩中求進的原則，結構性調控為主的原則，注重政策效益和調控品質的原則。

　　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體系的建立。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即是根據産出的構成，從政策構成和政策模式兩個方面予以調控和管理，運用必要的財政金融手段，根據政策的四類構成和三類調控模式，實現有效的組合和運作方式，從而作用於産出的規模、結構、分佈和效率，支撐經濟增長、結構優化和創新驅動的發展目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框架下的財政政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框架下的財政政策即是指以具有結構性調控功能為主的財政政策措施，通過自動穩定、信號反應和相機抉擇等調控機制，實現規模、結構、佈局和效益等政策調控目標的政策體系。

　　一是政策手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手段可以按規模、結構、佈局和效益等進行分類，其中，多項政策措施具有兩個以上的政策效應，我們要麼進行進一步的細分，要麼以其主要政策目標和功能作為分類標準。具體有：規模調控型政策措施，結構調控型政策措施，佈局調控型政策措施，效益調控型政策措施。

　　二是運作機制。運作機制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對自動穩定、信號反應和相機抉擇機制的有效分類和協同使用。具體有：自動穩定機制，信號反應機制，相機抉擇機制。

　　（作者閆坤為中國社科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研究員，張鵬為財政部科研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