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去産能並非要將落後的、過剩的産能一刀切地全部淘汰，去庫存要分行業、分區域區別對待，去杠桿不妨理解為移杠桿，降低成本的核心是有效投資，上海抓住補短板是對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通過增加投資，用新的、更高品質的供給，代替舊的、低質的供給，使我們的産品、服務提升到新層次。而只有準確抓住這個關鍵點，才能正確把握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

　　■本報記者 唐燁 本報實習生 張帥

　　要取消與修改約束勞動力流動的政策，放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移動。

　　勞動力其實是一種公共産品，當個人勞動素質提高，將會帶來社會效益的提升。因此，勞動力素質培養與培訓，需要政府進行投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增加投資，用新的、更高品質的供給，代替舊的、低質的供給，使我們的産品、服務提升到新層次。

　　在産能過剩的行業裏，也有優秀的企業，而過剩産能中，也有高低品質的産能之分，並不一定要全部去掉。而採取“調産能”，是要把落後的生産力淘汰、先進的生産力留下。

　　當前經濟屬於週期性下行

　　中央為何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殷醒民認為，要理解提出的背景，首先要正確判斷我們面臨的經濟形勢。

　　很多人都在討論，2015年以來每個季度經濟增速都在下降，原因何在？殷醒民説，2015年經濟增速下滑，反映的是2012年以來的經濟變化：從2012年以來每個季度經濟增速都是同比下行。從那時起，中國經濟就進入週期性下行中。

　　事實上，早在2013年，殷醒民就敏感地觀察到中國宏觀經濟運作中出現了一些變化，並隱約感覺政府的政策會有所調整。當年9月，他給學生佈置了一個研究任務：研究供給經濟學。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一直強調需求，因為我們很長時間一直處於供給短缺：總需求大於總供給，只要有産品就會被消化，至於供給的品質，不講究。因此，形成了強大的、可與總需求相匹配的供給能力。不過，2013年以後，我國經濟遇到了一個新變化：總需求在逐漸下行，但總供給還在往上走，供給大於需求的矛盾逐漸顯現。”

　　而這樣的變化主要源於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

　　“2008年經濟危機是一次全球經濟大調整，全球主要國家經濟都表現為總需求不足。為了刺激需求，美歐、中國等主要國家採取了經濟刺激計劃，目標是改變居民經濟預期，刺激居民消費。比如，當時我國政府對家電、汽車等進行消費補貼，一直延續到2013年5月底。但刺激政策，只是對居民消費的一種提前透支，一旦政府停止補貼，消費自然就下降了，全球總需求下降。可以説，正因為有了2008年經濟刺激計劃，我國經濟週期性下行的時間被延遲到了2012年。”

　　“在擴大總需求困難的情況下，解決供需矛盾只能依靠改變供給結構，使供給側更好地匹配需求側的要求。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2016年經濟走勢，殷醒民判斷：中國經濟仍舊處於週期性下行中，2016年我國經濟增速還會下降。至於增速下降幅度多大，將取決於經濟穩增長的政策力度有多大。

　　“裏根版”供給側改革改了什麼

　　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裏根在任期內採納了供給學派的部分觀點，推行過一系列政策提振美國經濟。很多人將裏根推行的供給側改革，與中國當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類比。這一“裏根版”的供給側改革究竟改了什麼？

　　“上世紀70年代後期美國經濟遭遇很大的問題。主要由於上世紀60年代對個人與企業徵收很高的稅負，使得美國國內儲蓄率很低，導致企業投資率低；而企業不願意投資的最大問題是用於提高技術與更新設備的資金少了，因此這個時期的美國技術進步比較慢。主要表現是美國企業在國際與國內市場上無法與崛起的德國與日本企業競爭。”殷醒民説，供給學派經濟學家則指出，應該改變經濟的供給結構。

　　在這樣的背景下，裏根上臺後開始推行供給側改革政策。核心有四點——

　　一是減稅。美國國會在1981年推出了 《美國復蘇與稅收法》，針對個人與企業大規模減稅，以促進企業投資，推動設備更新與技術進步。

　　二是勞動力結構調整。鼓勵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培訓、勞動者個人重視自身的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水準和勞動素質，政府對此提供補貼。

　　三是放鬆政府管制。上世紀60年代，美國遭受嚴重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政府一度對企業進行過嚴格管制，使企業生産成本大幅上升。裏根政府對這些管制措施進行了調整，按照企業實際情況，能為企業減負的地方就減負。

　　四是鼓勵技術創新。上世紀80年代美國宣佈開始“星球大戰”計劃，向太空進發。政府進行投資，提供大量訂單，以鼓勵企業在更高標準與更高技術水準上進行創新，同時又將企業的資金引導入技術領域。此外，在企業投資技術時，勞動者素質也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今天的減稅是為將來更大的稅收增長

　　殷醒民認為，儘管中國現在的經濟形勢與美國當時有很多不同，但其中有些政策思路可以借鑒。他建議，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從勞動力結構改革、減稅、放鬆市場管制等三方面入手。

　　第一，進行勞動力結構改革。

　　具體而言，一是要取消與修改約束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主要指放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移動。這將可以解決我國城鎮化過程中需要的大量勞動力問題；當然，這部分人口的素質要提高。二是要放開不同行業、城市、區域的勞動力流動。只有勞動力充分流動，資源配置的優勢才能發揮出來。我國進行供給側結構改革，某些行業肯定會有大量勞動力流出，要對這部分勞動力進行再培訓，以幫助他們流入其他行業。三是要提高教育標準。我國現在處於9年義務教育到12年過渡，建議在有條件的城市，實行向15年義務教育過渡。這三方面改革不僅有助於解決目前中國經濟下行的需求不足問題，也將為我國長期經濟發展奠定巨大人力資本基礎。

　　在勞動力培訓與教育方面，殷醒民特別指出，資金來源應以“政府為主、個人為輔”。“很多人並不能理解，為何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擔。”殷醒民解釋了其中的邏輯關係：勞動力其實是一種公共産品，當個人勞動素質提高，將會帶來社會效益的提升。因此，勞動力素質培養與培訓，需要政府進行投資。

　　第二，實行減稅。

　　當前，對減稅有反對聲音，主要理由就是，2015年我國稅收增長本來就很低，再談減稅，財政資金更加緊缺。

　　殷醒民認為，看減稅問題，要有更長遠的眼光。“經濟學中的‘拉弗曲線’，是説‘越是經濟不好，越要減稅’。這是什麼邏輯呢？”因為經濟不好時減稅，可以增加總收入、刺激總需求，促進消費，進而帶動生産，當生産擴大，稅基就變大了，即便現在的稅率少幾個百分點，但稅基擴大後，未來稅收還是會增加。今年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重點肯定在財政政策。為了避免經濟下行過快，進一步減稅勢在必行，而今天的減稅將會換來未來稅收的大幅增長。

　　至於有些專家擔憂的，減稅將引發我國財政赤字率上升。他認為，我國財政狀況基本健康，只要經濟向好趨勢發展，財政赤字高一點，達到3.5%、4%都沒有關係（一般認為，財政赤字控制在3%以下比較合理）。當然，財政支出增加後，要投資于那些對經濟能産生更大乘數效應的部門。哪些部門符合這樣的條件，是今年上半年迫切要研究的問題。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政府一定要出手。政府不出手，沒有人會出手；沒有得到很好的引導，企業與個人是不會投資與消費的。”

　　第三，放鬆市場管制，即進行市場結構改革。

　　讓企業進入市場沒有壁壘、退出市場沒有障礙，這才是健康的市場經濟，也是我國市場結構改革的方向。2013年我國開始推行行政體制改革，涉及150多項政策，但目前我們在很多領域存在行政壁壘與壟斷行為，下一步，要進一步推進這方面的改革。

　　“去”的背後是更多有創意的投資

　　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五個關鍵詞是破解中國經濟問題的密碼，也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出發點、著力點。“説到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投資效率。”

　　第一，“去産能”，不如“調産能”。

　　殷醒民解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增加投資，用新的、更高品質的供給，代替舊的、低質的供給，使我們的産品、服務提升到新層次。在此目標下，提“去産能”，很可能導致部分地方政府僅從字面理解“一刀切”，把如鋼鐵、水泥等現在通常被認為過剩行業的企業，全部列入“去”的名單，這樣反而導致經濟結構出現又一次不平衡。此外，在産能過剩的行業裏，也有優秀的企業，而過剩産能中，也有高低品質的産能之分，並不一定要全部去掉。而採取“調産能”，是要把落後的生産力淘汰、先進的生産力留下。

　　中國有些行業的産能還很不夠，不僅不應“去”，反而應該“增”。例如，我國汽車行業正遭受經濟下滑的衝擊，汽車銷售出現萎縮，汽車産能看似過剩；但高品質、大品牌的進口車仍被消費者搶購，而此類車恰恰是中國汽車企業無法生産的，那麼這樣的産能應該是增加的；目前在我國三甲醫院中，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仍舊是西門子、通用、強生等歐美公司生産的，我國在這方面的産能明顯不夠。在諸如高端汽車、精密醫療設備等領域，我國亟需新一輪進口替代，增加高附加值産能。

　　産能要有增有減，在調整中去除落後的産能，才是關於産能的正確理解。

　　第二，“去庫存”，不如“減庫存”。

　　對於庫存問題應該分區域、分情況討論，即使對人們普遍認為的，庫存過高的房地産行業也不能盲目地“去”，而是應該在某些區域減少、在某些區域增加。比如，對一些待售房屋過多的三四線城市，房地産“去庫存”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大城市，住房還處在供不應求的階段，房地産庫存就不能“去”。

　　當然，解決庫存問題最重要方式，應該是擴大總需求。中央出臺的關於城鎮化、戶籍改革等的一系列政策，正是醫治“庫存病”的有效藥方。但正如“病去如抽絲”一樣，去庫存會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只靠今年一年就完成是不現實的，對此各方應該有心理準備。第三，“去杠桿”，不如“移杠桿”。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後，歐美等國都提出要“去杠桿”，但最後都變成“移杠桿”。要解決中國債務問題，也宜採取“移杠桿”的方式。

　　在政府、非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居民這四個部門中，殷醒民建議把金融、非金融機構的杠桿轉移至政府、居民這兩個部門。在我國，杠桿主要由非金融機構，即企業承擔，政府和居民的負債率很低。一旦企業出現經營風險，杠桿問題就會由金融機構背負，這會對國民經濟和金融體系造成破壞性影響。基於我國居民儲蓄率高、政府財力強的特點，應該鼓勵居民和政府擴大支出消化企業的庫存，使企業的負債率下降，化解國民經濟的杠桿風險。

　　長期以來，給居民“加杠桿”在學界存在較大爭議。殷醒民這樣解釋可行性：中國居民的個人負債佔GDP的比重只有36%，而西方國家可以達到70%左右；中國居民的存款類儲蓄佔GDP的比重為75%以上，而美國現在是10%，德國是20%。

　　“這説明，中國居民負債消費的潛力還很大。而負債率之所以不高，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産品品質還不能達到需求的標準。”像中國居民的住宅需求並不低，在這方面加杠桿是很有可能的。

　　第四，“降成本”，主要靠投資。

　　在人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的背景下，依靠降低工資來降低生産成本，不可能。只有增加投資，更新技術和生産設備，促進效率提升，才能真正降低成本。此外，對勞動力也需要增加教育投資，促進人口素質提高，通過重新配置勞動力資源，激發經濟活力。降成本是個動態、迴圈的過程，投資是推動降成本的正向迴圈的最有效手段。

　　上海抓住“補短板”，是對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第五，“補短板”，主要靠投資。所謂“短板”，就是供給短缺。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上海的重點應該放在補短板上。殷醒民認為，上海市委、市政府抓住了這一核心問題，是對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我國經濟結構中至少有五個方面短板需要“補”——

　　一是要補技術創新需要的人力資本。要實現經濟內生增長，需要提高全要素生産力，必然需要提高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數量與品質。

　　現在對人力資本需求的方式已經改變，從過去非熟練勞動力為主轉為需要大量熟練勞動力，而勞動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需要資本投入來解決：應當辦更多技術培訓學校、增加各種教育投資等。政府應該將更多財政資金投入到這個領域，並引導民間資本進入。

　　上海同樣要在這些方面加大投資，尤其是上海在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創中心，一方面要大量吸引高端人才落滬，另一方面要培養素質更高層次的中高端人才。

　　二是要補製造業短板。當前對製造業存在一個誤區，認為中國製造業已經走到盡頭。殷醒民認為，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決定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還需要資本積累；我國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尚有2.2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沒有製造業，這些人口不可能轉移。因此，我國不能放棄製造業。

　　目前製造業中某些産能的過剩只是暫時性過剩，並非永久性過剩。從2003年到2013年，我國工業資産數從10萬億元到100萬億元，增長了10倍； 固定資産投資從2003年1.47萬億元到2013年14.7萬億元，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人類工業史上空前絕後的。即便現在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工業産能增長，遭遇到了內外需求的過剩，這只是具有特殊性的時期，不是永久性的過剩：中國每人平均製造業增加值還只是德國和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

　　那麼，製造業中哪些是短板呢？第一，主要依賴進口的製造業。下一輪開放重點就是這些領域的高水準的進口替代，通過中外合資方式使得我國在這些領域能站在更高的技術水準上。第二，對技術創新的投入。創新的主體是人，要將資本投入到培養與擁有更高創新能力與技術能力的大批人才中。

　　上海在這兩方面需補短板：上海有2400多萬人口，不可能只發展服務業，製造業不能放，製造業的佔比要提高；上海要建設科技創新中心，製造業需要大量的科技創新人才。

　　三是要提高住宅和非住宅建築品質。現在的舊區改造就是在補短板，教育、醫療等領域也都存在物理建築的短缺現象。

　　四是要補上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交通擁堵、道路積水等均是嚴重的短板，上海提出要打通“斷頭路”，就是一個以投資來補短板的過程。此外上海郊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存在短缺，這一“補短板”所需的時間會更長。

　　五是環境治理。環境問題其實是“發展病”，“發展病”只能通過發展解決，不可能停下來解決。發展中的陣痛是一定要經歷的，但可以通過一些有效投資方式縮短陣痛期。美國與一些歐洲也曾經歷過環境問題，但後來通過“補短板”的治理政策換來了很好的環境，它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好環境是大規模投資後的結果，是治理帶來的。今天，我們面臨著嚴重的霧霾，要解決，也是要通過更有效率的投資，通過人工治理、維護、改善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