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是我國政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舉措。本輪行政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對政府的改革魄力與治理能力、各級行政人員的思想認識與工作作風提出了更大的挑戰。要將簡政放權由宏偉藍圖變成實際行動，必須要加強“放權”“管權”雙輪驅動，防止陷入“簡政變減責、放權變放責”的認識誤區，清晰界定“有為”與“無為”的範圍與相互關係，對權力的下放、使用、監管進行科學規劃，從而使改革向更全面、深入的方向推進。

　　政府應深入理解“有為”與“無為”的內涵。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無為”的含義不是“不為”、不是消極，而是不妄為、不亂為，在遵循科學規律治理國家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讓政府、社會、市場各歸各位，各司其職，實現整個治理系統有序運轉，形成治理機構“垂拱而治”“無為而無不為”的治理局面。

　　需要明確的是，行政機構既不可不作為，也不可“事必躬親”。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法制不完善導致了許多領域缺乏管理的標準和依據，於是行政審批作為法律替代物在各領域廣泛適用，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社會利益、階層的分化需要強化審批才能控制局面，於是審批範圍越來越廣、種類越來越多。當前，國家正在大力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傳統的“全能政府”已無法適應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因此，在市場、社會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需要縮回“有形手”，加快構建開放、包容的行政權力結構，實現權力行使的專業化和高效運作。

　　正確處理“有為”與“無為”的關係。政府職能發揮的第一步在於劃定權力界限，明確哪些領域應當有為，哪些發展階段應當有為。以在中國經濟發展三大模式之一——溫州模式為例，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産經營階段，政府為市場主體營造了相對寬鬆、自由的市場環境，以“無為”的管理方式促進了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而我國經濟發展水準不斷提高，對管理模式、技術水準、員工素質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溫州模式中民營企業規模小、品牌競爭力薄弱、市場秩序缺乏規範性、政府管理職能發揮不足問題逐漸暴露，限制了溫州的發展。在這一階段，溫州市政府及時轉變職能，有效發揮服務、規劃、引導、築巢、搭臺作用，著力完善基礎設施，提升公共服務水準，打造了一批有影響力、有高新技術含量的新品牌、新産品，實現了“溫州模式”的創新和延續。

　　可見，“無為”即減少干預、放活主體，形成社會經濟的多元治理與有效治理，“有為”則是適度發揮政府職能，充分調動市場力量、激發社會創造潛能，關鍵在於如何劃分“有為”與“無為”的範圍，掌握“有為”與“無為”的分寸。

　　簡政不代表懶政，放權不代表放手。簡政放權不僅是權力的下放、外放，也需要改善宏觀管理流程，加快體制機制創新，從培育市場主體、優化社會管理、促進文化繁榮、改善民生等方面進行全面的統籌、規劃。所以説，簡政不是“減政”，更不能因此滋生“懶政”。懶政怠政，玩忽職守，失職瀆職都是對簡政放權含義的扭曲。簡政的目的在於將公職人員從複雜、繁瑣、低效的工作中解脫出來，降低行政成本，從而有精力以長遠的眼光，抓住發展中的急事、要事、大事，進行科學合理、行之有效的戰略層面規劃佈局。

　　同樣，放權也不能“一放了之”，我國的行政體系經常出現“一放就亂”現象，一旦上級下放權力，下級就會産生許多以權謀私的行政亂作為。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上級的監管不到位，懲罰不及時、不徹底。因此，下放的權力如何監督，如何保證行政手續簡化、取消後依然能達到政策效果，是改革中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

　　簡政更應勤政，放權更應管權。在推進簡政放權的過程中，需要避免“權力精簡、下放得越多越好”的認識誤區。放權的效果需要管權來保障，否則容易使簡政放權流於形式，甚至適得其反。

　　因此，掌握著公共權力的政府部門，需要確保權力既能“放得下”，也能“管得好”，要在權力監管上投入更多精力，一方面要保證權力下放到下級行政機關後依然能夠有效運作，另一方面要保證行政程式簡化後，行政管理體系依然具有完整性，避免出現權力的“真空地帶”。

　　勤政應科學理政，管權應治理無為。當前，網際網路已成為政府治理的新工具，為深化政府治理創新，需要探索“網際網路+政務”模式，實現部門之間資訊互聯共用，簡化辦事程式，追求高效行政。

　　同時，提高行政效率，必須堅決整治行政中的“不作為”現象。“不作為”是出於一種求穩心態，害怕會為嘗試創新擔負責任，為嚴格執法付出代價，長此以往，組織將承受運轉失靈的風險，其危害不亞於貪污腐敗。因此，“管權”不僅要治貪，也應治平、治庸，建立完善、嚴格的考核機制，淘汰碌碌無為、墨守成規者，杜絕“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理，保持政府的創新活力與能力。

　　“簡政放權”不僅僅是一種道德精神與政治思想，也要形成切實可行的操作體系。“簡政放權”也不僅僅是簡化行政手續、下放行政權力，更要樹立正確的行政觀念，形成以創新、精簡、高效、服務為特徵的行政文化，在準確把握“簡政放權”深刻內涵的基礎上，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以市場活水為動力，持續增加新供給，擴大有效需求，完成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的重大改革任務。

　　（作者係東北亞開發研究院産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聚贏閣聯盟首席執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