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作戰，本質是整體作戰，是指通過對諸軍種力量的優化組合，能力互補，達成1+1>2的效果。在瞬息萬變的資訊化戰場上，任何單一軍種都難以“包打天下”，聯合作戰已是大勢所趨。在二戰中確立軍事領先優勢的美軍，其聯合作戰發展過程，也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一代“聯合”——

　　“軍種代理”體制下的軍種“整合”

　　二戰結束後，美軍于1946年頒布了《司令部計劃綱要》，相繼組建了七大地理司令部和兩大單一軍種司令部，並按利益均衡原則構建了“軍種代理”體制。此後，又分別於1947年和1949年正式設立了參聯會、參聯會主席和聯合參謀部，並在各戰區之下相繼組建了軍種組成部隊司令部，初步形成了軍兵種齊全、任務分工明確的“聯合”組織架構，奠定了美軍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基本框架。

　　這一時期，“軍種主導”仍是美軍“聯合”文化的本質特色。美軍于1956年頒布的《聯合司令部計劃》就明確規定，“除特別授權外，聯合司令部司令不得直接指揮軍種組成部隊或下屬部隊。”

　　美軍于1958年構建了軍政軍令分離體制，從法律上廢除了“軍種代理”體制，確立了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在作戰指揮鏈中的主體地位。然而，這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聯合”，軍種參謀長仍可利用自身權力，特別是通過掌控軍官的晉陞考核等重大人事權，來架空參聯會主席和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暗中操控參聯會、聯合參謀部和聯合作戰司令部的運作，甚至干預前線作戰指揮，導致這些聯合機構淪為“聯而不合、統而不一”的“空架子”，在實戰行動中只能扮演“協調人”而非“主導者”的角色。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海軍作戰部長阿利·伯克曾直言，“當地的指揮官沒有任何權力，他們凡事都要經過我們(各軍種參謀長)的同意才能採取行動……”

　　這種體制本質上是以應對核時代的大規模戰爭為著眼點，但在應對規模、時間、範圍和強度較小的有限戰爭時，戰場指揮官卻因指揮許可權不足、軍種暗中操控過度，難以根據戰場態勢的變化，靈活調整作戰計劃，進而導致美軍實戰中出現令出多門、指揮混亂的現象，這也是造成美軍在越戰和伊朗“人質門”事件等行動中戰場指揮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像越戰期間，美軍轟炸機要同時聽命于4個互不隸屬的司令部指揮。這些弊端也為美軍日後的聯合作戰體制改革埋下了伏筆。

　　二代“聯合”——

　　“司令中心”模式下的軍種“融合”

　　美國國會1986年通過《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強化了參聯會主席和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在選人用人等重大問題上的發言權，構建了“司令中心”型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真正實現了軍政、軍令的相對分離，開啟了聯合作戰的新紀元。

　　在參聯會層面，確立了參聯會主席的主導地位，使其成為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並賦予其管理聯合參謀部、制定戰略規劃以及對高級軍官人事任命提出建議等原先由參聯會全體成員所擔負的重要職能，徹底扭轉了參聯會此前群龍無首、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

　　在聯合作戰司令部層面，確立了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實施聯合作戰指揮的中心地位，賦予其選拔與免除下級指揮官和參謀人員職務、鑒定其任職表現、召集軍事法庭制裁等重大人事權，進而使其真正擁有了對下屬軍種組成部隊的作戰指揮權，實現了作戰力量的一體化融合，有效提高了戰場指揮效率。

　　在聯合軍官使用方面，建立了聯合軍官的培養、選拔、晉陞和任用管理機制，規定聯合軍官晉陞比例不得低於軍種同級軍官，不經聯合培訓和聯合崗位任職不得晉陞為將軍，軍種部人事部門必須依據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的人事鑒定實地考核軍官等，進而確立了“聯合優先”的用人導向。

　　《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使美軍在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等有限戰爭中，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轉變。正如美軍前陸戰隊司令查爾斯·克魯萊克所言：“1986年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是一個可以讓我們克服軍種山頭主義而進行聯合作戰的跳板。”

　　此後，美軍秉持“全球輻射、全域覆蓋”的原則，構建了以六大戰區司令部為核心、以三大職能司令部為輔助的聯合作戰司令部體系，形成了全球化、網路化、一體化、數據化和實時化的C4ISR綜合電子資訊系統網路。這種改革打破了傳統的戰略、戰役和戰術的界限，將各類作戰力量真正融為一體，形成了以司令中心、軍種融合為主要特徵的“聯合”文化。

　　本質上看，這是一種以應對“高技術條件下的有限戰爭”為基本著眼點的“小戰”體制。在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等時間、投入、地域和強度都十分有限的局部戰爭中，戰場指揮官由於擁有充足許可權，可以依託綜合電子資訊系統網路，及時通報情況，掌握戰爭全局，在準確的時間和地點，集中兵力兵器，及時資訊傳遞，快速定下決心，平行制定作戰計劃，進而全面提升了戰場指揮效率，實現了“小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的。

　　但是，這種體制仍是依照地理界限劃分戰區，無法從根本上拋棄“條塊分割、煙囪林立”的傳統運作模式，很難從全球戰略高度審視地區安全問題。在面對“基地”組織、“伊斯蘭國”以及網路戰等跨戰區、跨領域的“資訊化混合戰爭”威脅時，無法形成合力優勢。這也成為美軍當前聯合作戰體制改革的基本著眼點。

　　三代“聯合”——

　　“全球一體化作戰”引領下的軍種“耦合”

　　為有效應對“資訊化混合戰爭”，美軍2012年在《聯合作戰頂層概念：聯合部隊2020》中首次提出了“全球一體化作戰”的新概念，並在2015年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中正式將其列為核心軍事目標之一，標誌著美軍的“聯合”文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全球一體化作戰”以“跨域協同”理念為指導，依託資訊技術優勢，全面打破各戰區、各領域、各層級和各部門之間界限，將全球分散部署的作戰人員、指控系統和武器裝備有效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更加注重發揮各作戰要素、作戰單元和作戰系統“一體聯動”的“耦合”效應，推進各類攻防作戰力量的無縫融合和優勢互補，使前沿作戰部隊能夠按照“任務式指揮”和“混合式指揮”要求，隨時隨地調集全球範圍的建制外力量，特別是網空、太空和特種作戰等不受時間和地域限制的“低密度、高需求”資産，甚至民事部門以及盟國相關機構的獨特能力，來有效實施“跨域攻防”行動，靈活應對複雜多元威脅。

　　在貫徹落實“全球一體化作戰”的過程中，美軍在C4ISR的基礎上，又融入了K(軟硬殺傷)和T(目標獲取)的新要素，形成了從“看”到“打”無縫連結、觀察-判斷-決策-行動(OODA)決策週期快速迴圈和作戰體系高效運轉的一體化、網路化聯合作戰系統，實現了戰役戰術模組與戰略戰役支援要素的全面融合，推動資訊力量由傳統輔助支撐向作戰力量轉變，有效提升了部隊態勢感知、指揮決策和協同行動節奏。美軍2011年擊斃本·拉丹的“海王星之矛”行動，海豹6隊可根據戰場需要靈活調集太空以及中情局等國際級的戰略情報支援力量，來保障戰場行動。

　　為向“全球一體化作戰”提供有力的體制保障，美參院軍事委員會近期密集召開一系列聽證會，醞釀推行新一輪國防體制改革。其重點包括深入探討組建總參謀部來替換當前的參聯會和聯合參謀部，以加強“全球一體、資源導向”的戰略規劃；壓縮戰區規模，增加職能司令部數量，提升網路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的獨立運作地位，並加強特種作戰司令部在全球反恐鬥爭中的主體作用；重點發展特種作戰、全球監視-打擊系統、太空戰和網路戰等一系列可在戰區之間靈活切換的“全球通用型”作戰力量；推動美軍聯合作戰指揮重心由戰區向其下屬的聯合特遣部隊進一步下移，以實現指揮層級扁平化、戰場反應敏捷化和實戰行動高效化，進而有效應對“伊斯蘭國”等“資訊化混合戰爭”威脅。這些措施將進一步推進美軍“聯合”文化向以職能司令部為主導、以戰區為輔助的“全球一體化作戰”方向邁進。(付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