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聖祥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按照《意見》要求，全面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制度，嚴厲查處拖欠工資行為，努力實現到2020年基本無拖欠的目標。（1月20日新華網）

　　凡到年關，“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總會迎來從上到下的紅頭文件潮，有的是“全面治理”，有的是“專項治理”，還有的是“突擊治理”。這一方面説明，政府部門確實對此問題高度重視，但從另一視角看，十幾年了仍在年年發文治理，也説明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必須要依靠一年一度的“運動式執法”來兜底。

　　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為何如此難以治理？過去人們普遍認為是缺少狠招，於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設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儘管加大了威懾力，但欠薪畢竟是綜合性的社會問題，並不是只靠一味的嚴刑峻法就能徹底解決。相比之下，從這次的《意見》中，我們能看到很多技術層面的改進，比如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比如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等。

　　雖然這些技術改進看起來有點“小兒科”，但有效的監管本來就是一個細緻的技術活兒，一點點的技術改進就是不斷完善的過程。比如美國勞工部為了治理欠薪，幾年前就推出了一個叫做“勞工部－考勤表”的智慧手機程式。通過這個免費程式，僱員可記錄個人或多人的正常工時、休息時間和加班費，自己創建一份工資記錄表。如果發生勞資糾紛，政府介入調查，而僱主又聲稱沒有保留精確的考勤記錄，這項程式所記錄的資訊就能派上大用場。

　　當然，所有微小的技術改進要想形成合力，還得基於一個共生的土壤，那就是：大數據。馬雲有一句名言，“未來製造業要的不是石油，最大的能源是數據。”大數據的商業價值讓人憧憬，大數據的政務價值同樣巨大。數據不是礦藏，而是土壤，基於大數據的監管，會變得更加透明更加有的放矢。就像《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中強調的，要建立“用數據説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管理機制。

　　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已建立起所有入滬建築企業面面俱到的大數據庫，全市建築工程不分大小，農民工工資必須每月按規定期限線上支付。哪家建築工地出現拖欠，勞動監察部門不光線上實時監察，還自動納入監控黑名單庫線上“丟人現眼”，到年底，一系列綜合懲罰手段還要對失信企業再算一回總賬。如此一來，企業欠薪失信的成本會很高，自然更有威懾力。

　　拖欠農民工工資經過多年治理，之所以效果仍不理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地方治理的年末運動戰思維太濃，而沒有基於大數據的常態監管意識。“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必須成為基層部門的一種文化，一種管理哲學。”著名資訊管理專家涂子沛曾在《大數據》一書中發出這樣的呼籲。但願此次國務院的《意見》也能促進大數據思維在治理欠薪頑疾中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