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網21日發表研究中東政治問題的康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係博士生張楚楚撰寫的題為《西方媒體的多重標準》的文章。文章説，2015年12月31日跨年夜，上千名醉漢有組織地前往德國科隆市火車站附近，侮辱女性，意在劫財劫色；同時漢堡、斯圖加特等地也出現小規模性騷擾事件，引起一片驚悸。但更令人錯愕的是，此次德國媒體竟然對此事“集體噤聲”。事發多日後，直到“科隆案”在社交網路上炸開了鍋，惹來眾怒，才見諸報端。

　　在一向高度關注婦女權益保護的德國，媒體為何會集體對蓄意策劃的性侵事件三緘其口，意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原因就在於，此案的主角為敏感人群——“具有阿拉伯人長相的青年男子”。

　　乍看之下，西方主流媒體包庇少數族裔犯罪，似乎有些匪夷所思。這一切還要從西方新聞媒體與族裔關係説起。

　　西方報刊萌發于“新航路開闢”時代。15世紀中期德國人開始以金屬活字印刷術印刷、發行報紙後，哥倫布航海等歐洲人對“歐洲之外世界”的探索，一度成為報刊的重點報道內容。隨後，隨著殖民時代的來臨，歐洲裔與其他族裔不平等交往中産生強烈的“自我優越感”，歐洲及其殖民地報刊上也就越發帶有“種族歧視”的色彩。

　　20世紀下半葉，民族解放運動高漲，西方國家內部種族平等運動的開展，關於媒體道德的討論日益增多，平面媒體、電視媒體，乃至後來出現的網路媒體中的“顯性歧視”日益減少，但由於後殖民時代西方國家內部本土人與外來移民之間矛盾日益尖銳，排外情緒廣泛存在，迎合主流社會心理的大眾媒體，在新聞報道中不乏“隱性歧視”色彩。

　　具體説來，這種歧視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是將移民、族裔問題作為新聞報道的熱門話題。1974年，保爾－哈特曼與另兩位學者在《種族主義與大眾傳媒》一書中，曾對當時英國的新聞報道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其中18.8%的內容是移民話題，為新聞媒體的最熱點話題；僅次於它的是“族裔關係”問題，佔據報道量的18.6%；再者是犯罪話題，佔據9.0%；而“最不重要話題”乃是住房、教育、醫療，所佔比重竟不到3.4%。

　　其次，採用某些常用詞給少數族裔做“一般化概括”。荷蘭話語語言學家特恩·馮·迪基克曾對1985年至1986年荷蘭媒體上的1700多條標題做出歸類發現，大多數關於“少數族裔”的新聞標題，總會同時出現“驅逐”“逮捕”“約束”“抗議”“問題”“非法”等特定詞彙。

　　再者，採用雙重標準，淡化白人犯罪。去年3月，有兩起搶劫事件在愛荷華大學校園裏發生，其作案嫌犯分別是一個白人團夥和一個黑人團夥。對於這兩個幾乎一樣的事件，Thegazette.com新聞網站竟作出“區別對待”，在報道白人搶劫案時採用“3名艾奧瓦大學摔跤手被捕”，為黑色粗體標題，只在副標題中提及“搶劫指控未決”；而報道黑人搶劫案的大標題卻是“科爾維爾搶劫調查，4人被捕”。不僅如此，該網站與其他幾家媒體在報道黑人搶劫案時，上傳的照片為警方拍攝的“嫌犯照”，相片上4人灰頭土臉，十分狼狽。但在報道白人搶劫案時採用的照片是在摔跤隊中的照片，3人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看上去更像是“不良少年”。

　　最後，列舉少數族裔的人數與增速，並表達對這種趨勢的擔憂。我們在不少西方媒體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程式化”句型：“當前，阿拉伯移民已經佔到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幾，面對與日俱增的移民，我們面臨的挑戰是……”

　　久而久之，在此種獨特的報道方式影響下，人們逐漸形成如下印象：“少數族裔更加具有暴力傾向，而且歐美少數族裔的人口在不斷膨脹，給主流民族帶來威脅”。其後果是西方社會“少數族裔恐慌症”，特別是“伊斯蘭恐慌症”與“黑人恐懼症”的加劇。有數據顯示，奧地利最受歡迎刊物——《皇冠報》和《每日匯總》的讀者中，有將近一半懼怕其他族裔。

　　政治正確以明哲保身

　　然而，近年來，隨著全球恐怖主義急速氾濫、並對歐美本土安全構成空前威脅，移民沉疴與難民難題持續發酵，越來越多的西方媒體開始有意繞開“少數族裔犯罪”，特別是“阿拉伯裔犯罪”“穆斯林犯罪”問題。這既是為了淡化阿拉伯人與西方主流社會的矛盾，亦有“明哲保身”、避免因言語觸怒極端主義者而遭遇“定點清除”的考量。

　　日前德國媒體對科隆案的集體沉默並非新鮮事。早幾個月，曾有人爆料，一名7歲女孩在德國一個公園遭遇一名北非裔移民強姦。同時，德國黑森州一個移民集中營出現了強姦婦女與兒童的行為。然而，這些事件均未得到媒體關注。

　　除了德國，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現象。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媒這兩年一直對1997年到2013年發生在北英格蘭羅瑟勒姆區的1400名兒童性侵醜聞諱莫如深。據當事人口述，該案中的許多犯罪者有巴基斯坦血統。2013年，羅瑟勒姆區政府組織撰寫的最新報告，對此事有過較詳細的描述，引起民間的廣泛關注。

　　德國電視二台總編輯伊娜·勒茲·薇德曼， 曾公開談及自己為何不願製作少數族裔犯罪題材的節目：“我們不願意火上澆油，讓不良情緒蔓延”，這番話代表了時下相當一部分西方媒體人的心態。

　　誠然，傳統上過度報道、甚至誇大少數族裔犯罪傾向的做法負效應明顯，極易加劇社會撕裂，但“知而不言”亦非明智之舉。一方面，在科技發達、資訊來源多樣的今天，主流媒體一致封鎖的資訊也能夠憑藉“面簿”“推特”等社交媒體迅速傳播出去，“不説就當沒發生”的算盤恐怕難以實現，弄不好還會讓深感遭遇“逆向歧視”的主流群體強勢反彈。另一方面，如果是為了避免激怒少數極端分子，就對一切涉及所謂“敏感群體”的犯罪事件裝聾作啞、“自我閹割”，結果恐怕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助長極端主義勢力的氣焰，對反恐事業並無益處。

　　筆者認為，關於少數族裔犯罪問題，關鍵並不在於“説還是不説”的問題，而是在於“怎麼説”“是否公正地説”的問題。西方主流媒體過去與現在所犯的同樣錯誤，就在於“多重標準，任性報道”。其實，無論少數族裔還是主體民族犯罪，都應當據實報道，而不應當添油加醋或包庇隱瞞。只有還原事實真相，堅守住“公平公正、一視同仁”的原則，新聞自由這一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權”方能不失公信力，真正滿足民眾知情權，最大限度發揮應有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