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什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此重要？是否意味著不用講“三駕馬車”了？推進供給側改革要注意哪些問題？在對話中，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相關精神進行了全面闡釋與解讀。

　　最近一段時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備受關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了重點部署，將其表述為“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前不久審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五大理念和若干重要規劃建議，本質上體現的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結構性改革思想。為什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此重要？是否意味著不用講“三駕馬車”了？推進供給側改革要注意哪些問題？就此，本報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

　　記者：這些年各方面對需求側關注得多一些。此次中央強調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出於什麼現實考量？需求側改革的邊際效益、擴大內需的實際效果在遞減？

　　張卓元：中央此次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步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開出了一劑標本兼治的對症“藥方”，具有開創性意義。以前我們曾為解決産能過剩等供給方面的問題，提出過一些方案，但真正上升到供給側改革層面，並下狠心解決供給側問題，還是頭一次。

　　供給側改革是適應新形勢的主動選擇。對我國來説，新的形勢是什麼？從國內來説，首先一條應該就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發展方式走到盡頭了。現在一些城市的霧霾很嚴重，把居住在這些地方的人搞苦了。罪魁禍首是誰呢？説到底還是粗放式發展方式造成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對傳統思維“説不”，為創新體制“叫好”，下決心推進結構性改革，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轉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上來，向高端製造業進軍，發展現代農業和服務業，向綠色要生産力。從國際優勢比較來看，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在減弱，是個不爭的事實。美國、德國等都在佈局高端製造業，搶佔科技制高點。我們要佔據主動也要把勁兒用在這些方面。從世界趨勢看，國際金融危機後綜合國力競爭也愈發體現在知識、創新的競爭上。知識、創新主要是針對供給側的。對企業來説，只有産品品質過硬、效率提高，才能在未來市場競爭中贏得主動。

　　供給側改革還是解決我國經濟運作中諸多突出問題的有效途徑。這些年産能過剩比較嚴重，但並不是説所有産能都過剩，一些高端産能，比如積體電路、發動機等，我們短缺得很，風電設備總體過剩了，但控制系統、葉輪等零部件我們還需要進口。産能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是同時並存的。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在供給側想辦法。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説，我國供給體系未能適應需求的重大變化而作出及時調整，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已經成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攔路虎”。過去的供給體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現在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了，但供給沒有跟上變化，産品的品質、品種、規格、安全性等遠遠滿足不了變化了的消費需求。這也是近些年“海淘熱”涌現的深層原因。這是消費方面的。再看投資，有些産業的投資已經達到飽和峰值，像以往那樣繼續投會給經濟造成很多問題。就出口而言，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具有外向型，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部需求明顯減少，迫切需要供給體系作出改變。現在經濟增速下行壓力較大，與其説是週期性原因，不如説主要是結構性原因，即結構性失衡尤其是供給側結構失衡造成的。

　　從現實政策選擇來説，供給側改革也是我們的必然選擇。正如你所説，過去我們對需求側關注得多一些。但現在的問題是，需求側改革的邊際效益在遞減。以往我們也曾遇到過經濟下行，多增加點投資，問題就解決了。如今情況卻更複雜了，一大筆錢投下去，促進經濟增長的動靜不大。“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顯然不行了。把改革的主攻點放到供給側上，是一個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必能更好地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當然，講供給側不是説不重視需求側了，供給與需求兩手都得抓。

　　記者：我國供給體制主要存在哪些突出問題？對國民經濟運作産生了哪些負面影響？如何改？

　　張卓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這五大任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我國供給體制和結構存在的突出問題。

　　産能過剩是當前供給側的最大“痼疾”。傳統産業和部分新興産業都存在著産能過剩。傳統産業中鋼鐵、水泥、電解鋁、家電等的過剩尤為嚴重。産能過剩不可小覷，“噸鋼利潤不如一斤豬肉”就是對這種過剩後果的一種描述。一些人擔心，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很可能形成惡性迴圈，將中國帶入“鐵銹時代”。“鐵銹時代”是對部分發達國家上世紀70年代産能過剩導致廠房閒置、設備銹跡斑斑的一種形象説法。

　　房地産高庫存是供給側另一個大“痛點”。據有關方面調研，我國每人平均住房消費水準已超中等收入國家，不少二、三線城市商品房出現比較嚴重的過剩，有的樓盤已經積壓二三年賣不掉。隨著各地樓市週期性調整，庫存壓力還有加大的跡象。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近7億平方米，而上年同期不足6億平方米，一年陡增過億平方米。房地産是關聯性巨大的産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行業。房地産庫存長期高企，不僅會傷及整個市場，還會直接影響鋼鐵、水泥、裝潢等眾多相關行業發展。如果處置不當，更會為金融風險埋下“種子”。

　　化解産能過剩，要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妥善處理保持社會穩定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關係。要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産程式創造條件，加快破産清算案件審理。要提出和落實財稅支援、不良資産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資本市場要配合企業兼併重組。要盡可能多兼併重組、少破産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要嚴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産能過剩。

　　去庫存，光靠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是不夠的，還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供給一側發力，使農民工和有改善需求的城鄉居民形成在城鎮買房和長期租房的預期。

　　無論是化解過剩産能也好，去庫存也罷，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當期的經濟增長，更主要的是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體系的品質和效率，實質上都是供給側的改革措施。

　　記者：高成本是供給側的致命傷。如何看待企業生産經營成本問題？如何通過改革來解決？

　　張卓元：企業成本高是個大問題。這些年來，我們在降低企業成本上下了很大功夫，為企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高企的問題仍十分突出。這不僅表現在勞動力、水等成本呈現趨勢性上升上，而且表現在融資、流通等成本長期居高不下上，還表現在一些隱性收費項目屢禁不止上。前不久，一個朋友家的孩子談辦企業感受，總體上還是認為現在企業負擔有些重，一些窗口部門辦事人員甚至故意難為企業，給企業增加了負擔。在經濟上行週期、市場環境好，成本高一點低一點，企業還可以忍受。但現在國外市場需求疲軟、國內經濟又面臨“三期疊加”的壓力，過高的成本會給企業帶來巨大負擔。“拉弗曲線”有一個轉捩點，在此點之下，即在一定的稅率之下，政府的稅收隨稅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稅率的增加越過了這一轉捩點，政府稅收將隨稅率的進一步提高而減少，我們一定要認識並不是稅率高稅收就一定多這個道理。

　　降低企業成本，要多管齊下。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清理規範仲介服務。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製造業增值稅稅率。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併“五險一金”。要降低企業財務成本，金融部門要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要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

　　記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哪些原則？注意些什麼？

　　張卓元：除了要堅持正確改革方向等大的原則外，起碼還要注意兩點：

　　一是難度很大。目前供給側存在的問題，都是我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與就業等事關國計民生的事息息相關。比如去産能，勢必涉及企業的重組甚至破産，會直接影響到一些人的吃飯問題。因此，一下子步子邁得過大，某些方面可能承受不了，要妥善處理社會穩定和推進改革的關係，處理好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關係。

　　二是儘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混合所有制改革還可以加快一些，拉動經濟增長的潛力也大。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快壟斷行業改革，不僅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提高一些自然壟斷領域的資源配置效率。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也表明，完善公有制經濟，允許體制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一項非常成功的增量改革。在改革的強力推動下，我國經濟迅速起飛，經濟增速三十多年平均達到近兩位數，在此基礎上，不僅國有資本成倍大幅度增長，各種民間資本和居民儲蓄存款也大量增加。新增長點多了，就可以對衝一下主動改革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

　　記者：從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看，有哪些相關改革經驗教訓可以汲取？

　　張卓元：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經歷了一輪時間較長的繁榮，創造了低通貨膨脹率、低赤字、低失業率的“三低”奇跡，並最終出現了財政預算盈餘。不少理論分析都認為，為美國經濟繁榮奠定基礎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前總統裏根。裏根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減稅和加速企業折舊，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礙于生産的規章制度，為企業經營者提供寬鬆的環境和政策空間，調動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各方面的積極性。這對我國的啟示就是，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要高度重視企業減負工作，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讓企業輕裝上陣。

　　文/本報記者 馬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