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孫隆基先生廣州開講《新世界史》並接受本報專訪——

　　文、圖/廣州日報記者 孫珺

　　70歲的孫隆基先生坐在沙發上腰桿筆挺，器宇軒昂而又溫文爾雅。他1945年生於重慶，長于香港，在台灣接受大學教育，獲臺大歷史系碩士學位後又赴美國深造，先在明尼蘇達大學攻讀俄國史，後在斯坦福大學攻讀亞洲史。在美國、加拿大、中國台灣等地多所高校任教的他有著宏大的視野和格局，其著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引起知識界極大的震動，而新作《新世界史》秉持“去西方中心論”史觀，以一己之力力圖“把人類的過去全球化”。

　　“要打破那些固有的‘常識’”

　　《新世界史》之所以突出“新”字，用孫隆基先生的話來説，一是儘量與各歷史學域最近的進展並駕齊驅，務求勝出上個世紀甚或十年前出版的教科書；二是回應“全球史”這個學域的挑戰。他説：“在全球化意識骎骎來臨的今日，還將民族建國時代的意識敷泛于歷史敘事者，會予人上演穿越劇之感……只就地域論地域，各自摸到的只是歷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因此，他反對“單核心”史觀，以今日全球化的視野重新建構人類的“共同過去”。

　　全書共3冊，照顧到教科書需提供基礎資訊的同時，突破了以國別為單位書寫歷史的窠臼。孫隆基先生認為，“世界史不能再以各地相互脫鉤的方式編排，必須給予讀者一個總圖像。”對此，他通過提煉議題，追蹤一個現象的跨區效應或形態差異，從而強調全球各部之間的聯繫，並且有機地重譜了世界史。

　　這部書的寫作始於他在台灣高校教書時的課程講義。他對學生説：“西洋史不是世界史。”也正因為如此，它從一開始就要打破我們頭腦裏那些固有的所謂“常識”。

　　“讀斯賓格勒、湯因比把我的胃口撐大了”

　　上世紀60年代，孫隆基先生正在台灣念大學，也是在那個時候，他讀到了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以及湯因比12卷本的《歷史研究》。年輕多思又多勇的他還提筆給湯因比寫過一封信。記者問他可否收到回信，他笑笑説：“湯因比的秘書給我回信了。”雖然沒有與大歷史學家直接交流，但讀他們的著作，“把我的視野撐大了，胃口也撐大了”。胃口大了，其實對治學而言是件“苦差”，因為大家都在做細緻的研究，“你提交研究題目絕對不能提出這種題目”，但也從此奠定了氣象宏大的格局基礎。

　　提起孫隆基先生的著作，我們還不得不提《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這本書自在大陸出版以來，已被無數次翻印，至今暢銷不衰，可謂是影響一代知識分子的傳奇書。然而，時隔多年，孫隆基卻反思“那個書只是一個有理論框架的對中國整體文化的印象描述，只屬於那個時代”。

　　對話孫隆基先生——

　　文化就是人格的投影

　　廣州日報：您從小就對世界史很感興趣嗎？《新世界史》的成書過程是怎樣的？

　　孫隆基：我從小就對世界史感興趣，在中國台灣我研究上古神話學，在美國念俄國史，最後又回到東亞史。回到中國台灣，我發現教中國史的人太多了，獨缺世界史，我就挑起這件事。本來我想為歷史系學生寫一部世界史入門導論，結果越寫越長，直到把第一卷寫完都還沒結束通俗意義上的“古代階段” ，乾脆寫到哪就哪。因為不斷重新思考、擴充新內容，就把講義演變成三卷本或三卷以上。

　　台灣大學教務處委託臺大出版中心找一位學者寫一本新的通用的世界史。當時通用的還是20世紀王增才半編半譯的世界史教材，這本書已經被用了四十年了。結果臺大出版中心就找我來寫這本教材。

　　廣州日報：你提到“國民性已經過時了”，具體指什麼？

　　孫隆基：“國民性”這個詞其實被希特勒搞臭掉了。希特勒以後，這種談法已經喪失可信度。美國後來有人用弗洛伊德人格成長來談，到上世紀60年代也過時了。人類學家許烺光做跨文化心理研究時，已經不能用國民性這樣的名詞了。大約上世紀30年代初到戰後，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潘乃德已經講文化與人格。為什麼我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提到那麼多弗洛伊德？其實也是受了他們的影響。他們認為，文化就是人格的投影，由小變大。人格就是要看兒童階段，從兒童訓練這個角度看。文化則是這些東西投射到更大的螢幕上。

　　相關閱讀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修訂版）

　　孫隆基先生在這本著作中把中國上下三千年當做一個“長時段”，用結構觀念——針對特定範圍的一種共時性設定——來研究中國歷史和這種歷史延續所生成的文化特徵。其匠心獨運之處在於，不是泛泛地羅列出這個民族的國民劣根性，然後提出老生常談的補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萬剮的切割，給人以深處其間而欲全力掙脫的濃烈感覺，從而達到文化批判的深遠訴求。

　　《歷史學家的經線》（更新版）

　　該文集收錄了孫先生多年來將心理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研究成果，既有對中國古代傳統現象的探究，又有對近現代中外歷史政治等方面的比較分析，視野開闊，論述深湛。此更新版新增兩篇新作，並對篇目進行了全新調整與內容修訂。對“世紀末思潮”及魯迅的研究進行了更加深入和系統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