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工作多年，常從下關到江東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這段路走過，江水拍岸，潮打金陵，激蕩著古都南京歷史上悲壯的一幕一幕。

　　2014年，國家把南京大屠殺紀念日——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這是第一次以國家的形式紀念在這場浩劫中遇難的三十萬平民。關注歷史進程中平民的悲喜哀傷，這是歷史的進步，也是人類的進步。在2015年的公祭之日前，記者又來到江東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再一次真實地觸摸那不能忘卻的傷痕。

　　因公祭準備工作，紀念館臨時閉館。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下午4點，記者從3號側門走進紀念館。穿過一條窄窄過道，眼前是一大片遍佈鵝卵石的空曠集會廣場。南京又名“石城”，石頭是南京的象徵。工作人員告訴我，整個廣場用黑色的脊背石鋪地，意在營造一個沒有生命的空間，纍纍卵石喻義在劫難中喪生的同胞們的“纍纍白骨”。

　　除了少數幾個工作人員在勘測布點外，巨大的廣場幾乎沒有人，幾十米長“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黑底白字背板已經搭建起來，在夕陽的余暉中，更添蒼涼與肅穆。置身廣場中間，馬路上的喧囂、汽笛都成了隱隱的背景，讓人一下子感受到歷史疼痛的脈動。

　　站在史料陳列館的臺階上，兩邊是大塊坍塌城墻石，透過臺階底層隱隱的火光，扭曲的城墻門洞上模糊可見“中山門”字樣，走下去，仿佛“走進深淵”，在片刻遲疑、停滯後，我邁步向下。

　　走過“中山門”，一片開闊的祭臺，右側的黑墻刻滿了死難者名字，在一片跳躍燭火中，“300000”像一把懸在頭頂的利刃，讓人透不過氣來，展廳裏一片寂靜，只有我小心翼翼的腳步，一面照片墻撲面而來，一張張模糊又清晰的臉，不忍卒視。

　　展廳第二部分開始，以圖文、影像、實物形式詳實講述那段歷史發生、發展、結束。抗爭、掙扎、屠殺、逃亡、營救、審判，歷歷在目，大到屠殺的機槍、長刀，小到死難者的紐扣、鞋墊、搪瓷杯都在默默地控訴慘絕人寰的血腥。

　　民國的平民房，斷壁殘垣，倖存者夏淑琴透過墻上液晶電視告訴我，這裡曾經發生的劫難。

　　透過易安華將軍的“革命烈士證明書”，我看到“血戰光華門”慘烈，78年的風煙之後，一張張血污勇敢的臉上還是滿滿的不屈和抗爭。

　　魯迅先生説，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在這場中國人的浩劫之中，來自異域的明妮·魏特琳女士就是這樣的人，約翰·拉貝先生也是這樣的人。

　　人類黑暗長河，總有若有若無的光輝指引著人們前行，他們就是這樣的光輝，在滿目瘡痍中，我看到勇士的身影，他們有牧師約翰·馬吉、安全區副總幹事喬治·費奇、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遜……

　　魏特琳女士去世了，從她墓地採摘來的松子放置在展櫃裏，讓每一個前來的中國人瞻仰，對於這樣一個幫助近萬名中國人渡過劫難偉大女性來説，我們找不到更好的紀念方式來表達我們的感激與懷想。

　　在展廳最後，我看到了張純如女士的銅像。當歲月的風塵快要把傷痛記憶淹沒時，張純如女士以她如椽之筆還原真相，提醒國人，警醒國際社會，人類歷史上沉重的一頁，決不能以輕鬆的方式翻篇。

　　魏特琳女士回到美國後，不堪傷痛記憶的重負，自殺身亡。無獨有偶，張純如女士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後，也在36歲大好年華結束了生命。為什麼會這樣？

　　走出陳列館已是下午5點，暮雲四合。集會廣場的北側一段城墻下，巨大滴血頭顱更顯猙獰，撐起綠松樹的竟是一條分不清是手臂還是小腿的殘肢，站在歷史的銅版路上，看著卷著褲腿，露出傷殘變形小腿的老嫗。我不禁深思，死者已死矣，但痛苦並沒有與死難者一起埋葬，除了纍纍的白骨，這段歷史還留下無盡傷痛，找到傷口，卻又無處不在，它還流著膿，它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傷。

　　“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70年前，拉貝先生就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發人深省的句子。

　　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説：“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70年過去了，當日本政府還在為當年罪行“遮遮掩掩”時，我重新回味勇士們的真知灼見。如果不能對傷口進行清理，傷痕永遠不能癒合。中國人是這樣，日本人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