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個經濟體是否有繼續增長的潛力，一個重要指標應是這個經濟體與世界領先經濟體的差距。因為在技術、商業模式創新等動力的推進下，領先經濟體還會繼續保持增長，其每人平均GDP發展水準並非停滯于一個絕對值。

　　●在商業模式、生産技術、市場開發、管理理念、體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趕超中，中國經濟仍然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當日本、南韓、台灣地區的每人平均GDP達到美國20%的時候，接下來的10—15年，他們的平均增長速度都保持在7%以上，很多時候在8%，或者9%。

　　自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回落，國內外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産生了巨大分歧。國外主流觀點認為，按照概率計算，中國經濟不大可能再保持高速增長。國內經濟學界的主導性觀點也悲觀地認為，如果不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步下行。對此，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有不同看法，他在日前舉行的第七屆中國經濟學前沿論壇上表示，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革和調整，中國經濟仍然能夠煥發青春，回到7%以上增長的時代，這個時間甚至超過10年。

　　中國經濟仍然有巨大增長空間

　　李稻葵説，近幾年國際上有兩篇重要文章影響很大，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巴裏·艾肯格林，他認為，世界各國經濟增長達到每人平均GDP1萬美元後，增速都會下滑。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經濟顧問薩默斯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歷史上，高速增長的國家，6%以上的高增長一般只能持續十年左右，第二個十年就無法持續，而且這個概率非常高。“根據他的演算法，中國經濟不可能保持30多年的6%以上的增長。我覺得，判斷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未來能不能增長，不能只算概率。”

　　國內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為什麼比較悲觀?李稻葵認為，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大趨勢，中國經濟的勞動力供給將會下降，2015年勞動力人口的總數量就將見底，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逐步下降。第二，他們通過計算中國的投入産出，資本增長、勞動率增長，全要素生産效率增長，再加上一些歷史推斷，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會下降。第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研究認為，當一個經濟體的每人平均GDP達到某一水準時，經濟增速往往會不斷下滑。中國每人平均GDP將達到1.1萬美元的水準，接近這個水準。

　　“我不同意上述觀點。我認為，世界銀行搞出來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本身就經不起推敲。研究一個經濟體是否有繼續增長的潛力，一個重要指標應是這個經濟體與世界領先經濟體的差距。因為在技術、商業模式創新等動力的推進下，領先經濟體還會繼續保持增長，其每人平均GDP發展水準並非停滯于一個絕對值。環顧全球每人平均GDP最高的大國美國，他的每人平均GDP達到了5.3萬美元。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每人平均GDP仍然只是美國20%的水準。而在歷史上，每人平均GDP達到1.1萬美元的經濟體，與美國當時的每人平均GDP相比，差距是比較小的，因為當時美國的每人平均GDP遠遠低於今天的5.3萬美元。”李稻葵説。

　　所以，我們不能按照絕對水準來觀察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在商業模式、生産技術、市場開發、管理理念、體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趕超中，中國經濟仍然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中國滿足了成為“三好學生”的標準

　　李稻葵説，二戰後的70年來，全球100多個中低收入發展水準的經濟體只有13個實現了從低收入到現代化的飛躍，實現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即每人平均GDP從4000多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這13個經濟體實現了經濟的跨越?哪些因素導致其他的國家不靈?這是學術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

　　李稻葵認為，三個條件使得這13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他稱之為“三好學生”標準。

　　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政府的體制和基本的政治穩定性必須滿足。政府的整個體制應該支援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的基本穩定必須要保持，基本的法治，基本的社會的穩定必須要滿足。其中，非洲國家、中東地區、拉美地區都不滿足這個最大的條件。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社會主體，尤其是知識分子，都基本認同市場經濟的發展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寫得非常清楚，市場應該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個是社會共識。這些條件中國都滿足。

　　第二件事，基本的人口的健康水準和教育水準必須要達到一定標準，這一點中國也走在前列。我國大學的毛入學率，去年統計接近38%。這是什麼概念?大概是英國30年前的水準，這是一個非常先進的水準了。我國16歲以上成人文盲率在4%以下，以此對比，印度是30%，而且中國的文盲標準明顯高過一般新興市場國家。按照我們目前的制度規定，即將退休的這批中年人，經過統計發現，他們的健康水準比20年前的50歲的人還要好。健康水準在提高，每人平均壽命在提高，受教育水準在提高，我稱之為有效的勞動力供給在提高。這些將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最基本的條件。

　　第三件事，是否對發達經濟體開放。日本人曾經很驕傲地説我們是雁陣格局的領頭者，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日本經濟興旺發達，他們是要走向東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明確提出向東看，跟日本搞好經濟合作。我們的研究表明，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如果在經濟、投資和貿易上，跟經濟發達國家進行交往的話，他就會學習，他的産業就會發生，他的企業競爭率就會上升，年齡人就會往上走，經濟就會不斷地往上前進。

　　綜合來看，我們認為，今天的中國完全滿足了“三好學生”的標準。

　　李稻葵表示，如果説條件滿足的話，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預測。如果按照東亞模式繼續前進的話，到2050年，中國的每人平均GDP應該能達到美國當時的75%左右，相當於今天南韓的水準。即使東亞路徑實現不了，走了拉丁美洲路徑，中國每人平均GDP到了2050年也能達到美國當時的37%，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是美國的1.5倍，按照最悲觀的角度算，我們也能完全超越美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還是非常可觀的。

　　“更具體一點，我們預測一下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長速度是多少?我們可以把今天的中國經濟和歷史上13個國家和地區在達到美國每人平均GDP20%以後的增長情況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當日本、南韓、台灣地區的每人平均GDP達到美國20%的時候，接下來的10—15年，他們的平均增長速度都保持在7%以上，很多時候在8%，或者9%。其他國家在此發展階段也繼續呈現出良好的增長勢頭。所以，我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從現在開始，未來10—15年，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應該是7%以上。”李稻葵表示。

　　中國經濟需要供給側改革

　　中國經濟在“十三五”期間的挑戰和機遇在哪?李稻葵認為，主要包括三件事，這三件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第一件事。整個供給結構需要根本調整。目前的供給結構是什麼?現有的煤、鋼、水泥等的生産能力都很強，都是過剩的。以鋼鐵行業為例，這一行業雖然有十萬億的生産能力，産能嚴重過剩，但我們的産能卻是低端的、黑色的、污染的，亟須政府採取積極措施包括補貼政策，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産能，尤其是北京附近的一些産能，東北包括鞍山一帶的部分産能也應該逐步淘汰。

　　通過淘汰這部分産能，將使得鋼鐵的價格有所回升;此後，政府通過一定的鼓勵政策，可以使沿海地區建立一批現代化的、主要依靠從國外進口鐵礦石和煤的新型鋼鐵産能，這就保證了生産是乾淨的、清潔的。當前，國際市場的煤和鐵礦石價格往往比國內低一半，如果能夠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鋼鐵行業的利潤也可大幅提升。將鋼鐵等重化工業佈局在沿海一帶，也使得中國能夠更好地實施一帶一路等發展戰略，當未來印度等國家經濟起飛之時，由於其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能力遠遠不足，我們這些現代化鋼鐵廠正好可以把大量的産品銷售到這些地區。如此，中國一大批城市將重現藍天白雲，因為城市空氣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周邊的重化工業;同時，也能讓一大批事故頻發的煤礦和鐵礦得以關閉。

　　為什麼要關閉一批煤礦和鐵礦?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經過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勞動力成本已經不斷上升，社會對勞動者的尊重和對生命的珍惜程度日益提高，而國內的礦山往往生産成本極高、需要極大的勞動力代價，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本身也要求我們的礦業進行調整。這些生産出來的鋼鐵一部分用來國內消化，還可以盯住印度市場。印度鋼産量嚴重不足，根據我們的研究，印度要搞工業化，經濟要起飛，肯定需要大量鋼材，我們可以把現成的鋼運過去。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在金融方面，主要問題是金融領域錢不能落地。我國廣義貨幣M2已經達到120多萬億，GDP是60多萬億，為什麼企業還是融資難融資貴?首先大量的資金在金融領域打轉轉。百姓現在期望投資回報率非常高，6月12號之前很多朋友們希望30%的回報，實體經濟哪去找8%、9%的回報率，怎麼辦?應該把金融領域泡沫捅破，想要8%、9%的回報率可以去投，可能會受損失。應該有意識地讓若干不靠譜的投資機構破産，不能像現在這樣由國家保著，哄著不讓破産。還有一個問題更嚴重，120萬億人民幣的M2換成美元是17萬億，像堰塞湖一樣，如果突然間下降的話，這個資金會垮塌，國外沒那麼高的回報率，如果一旦降到跟國外的回報率資金就可能跑了，所以“十三五”期間在國外項目開放的問題上會非常謹慎。我估計“十三五”期間在金融領域會有很多改革，其中有一條就是資本賬戶的兌換會比較謹慎，這是第二個挑戰。

　　第三件事。新型的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問題，這也是三件事中最重要的。過去30多年的地方GDP競賽機制走到今天已經出現一些弊病。政府與企業的邊界太模糊，以前政府官員不斷地受到鼓舞，現在動力沒有了。我覺得，怎麼給地方政府官員提供正面激勵非常重要，畢竟中國經濟並不是完全市場經濟，投資、基礎投資建設、拆遷都需要政府官員來執行。光是簡單地靠簡政放權可能還不夠，再簡政放權，也繞不過最後一關，拆遷、招標、規劃還得靠政府，“十三五”期間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話，經濟增長一定能夠有保證，不止6.5%，應該朝著7%，甚至更高一點。因為我們的目標不只是2020，恐怕還要20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