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一個關鍵性內容：為了實現到2020年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時期，國內生産總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這意味著，未來一段時期，我們會將穩增長放置於突出位置。這是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下，黨中央首次明確提出GDP增速的具體數值。其戰略指引意義非同一般。

　　作為宏觀調控第一層面的財政政策，理應儘快明確導向，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和行動，助力保增長、調結構。

　　積極財政政策在增收困難和增支剛性中前行

　　2015預算年度，積極的財政政策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赤字率擴大到2.3%，進一步穩定公共支出增速，實施有利於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稅制改革，盤活存量財政資金等具體部署被一一推進。

　　從收入看，全國公共財政收入月度同比增速只在6月和7月分別為13.92%和12.54%，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其餘月份月均同比增速沒能超過7%。可以説，傳統意義上那種依靠增收進而增支的通道，在今年並不順暢。然而，財政收入超預期的困難，並沒有令積極財政政策退縮。從支出看，全國公共財政支出同比增速只在1月有所減緩，其餘月份月均同比增速超過20%，兩倍于同期收入增速。將這兩組數據與本年度前三季度6.9%的經濟增速放在一起，更能發現積極財政政策對保增長的作用。減收和增支兩大推手，無疑將財政政策在經濟困難期的逆週期調節功能，充分發揮了出來。

　　新目標讓財政政策可有更大作為

　　如果説短期內的保增長需要有特殊的政策刺激，那麼未來五年，保持年均GDP增速6.5%以上，則有待長遠打算。財政政策可以更加積極，也可以有更大作為。

　　首先，中國經濟邁向中高速增長和中高端發展，為財政政策順勢而為提供了條件。一般而言，在沒有具體政策目標情況下，財政收支活動與經濟發展水準會大致同步，但此類情形極少發生。自凱恩斯起，市場經濟不再容易失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財政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熨平經濟週期之中發揮的矯正作用。雖然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正在用數量化的貨幣政策代替財政政策，但這種選擇往往出於本國財政靈活性降低及債務可持續性壓力，而非財政政策本身無效。如果將政府所有收入、支出和資産納入大財政框架分析，那麼中國財政的靈活性和可持續性，顯然在同等量級的經濟體中屬於穩健甚至有力的那一類。

　　其次，現代財稅體制建立的過程，也是發揮財政穩增長、調結構支撐作用的過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特徵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稅制方面，“營改增”大幕已步入尾聲，環境稅改革則接踵而至，研究中的房産稅和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改革，更是備受關注。支出領域，自從2008年擴大內需戰略實施後，財政民生支出呈現剛性增長。當我們發現，自2010年以後，消費取代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最有力的“馬車”時，不能忽略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在其中起到的顯著作用。

　　此外，財政體制改革步伐從未停歇。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地方性政府債務的審計及清償、各類財政庫底資金的盤活等等，既是基於現代財政制度體系標準的建設，也是為了更好地培育財政政策，支撐經濟中高速發展的實質性舉措。

　　積極財政政策有更新含義政策層面仍在不斷優化

　　作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經濟體，財政政策更應凸顯大國財政的特徵。“十三五”期間，要保持GDP年均增速6.5%以上，主要的宏觀調控手段需要自我更新，更需要彼此配合。

　　第一，發揮財政自穩定器的功能，盡可能維持稅收中性和公共支出的福利特徵。與前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具有的生産性特徵不同，如今的積極財政政策正從“臺前”轉向“幕後”。間接帶動而非直接拉動——既最大可能地發揮了有限財政資金效力，又避免了財政活動對正常經濟運作的影響。

　　第二，以更加寬廣的視野，審視積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數量化聯動。今年以來利率和匯率政策的頻繁調整，對地方政府債務以及主要稅種的影響顯而易見。積極財政政策的成本與約束，不同以往。未來數年，貨幣與金融環境的變動只會加快，加強對收入與支出增速預測以及各級財政可持續性的管控十分重要。此外，我國龐大的國有資産，在本輪世界主要貨幣重新定價過程中所受影響亦需要重視。畢竟，“大財政”下，國有資産收益及保值增值，是鞏固財政實力和能力的主要內容之一。

　　第三，將財稅改革支撐經濟增長髮揮到“十三五”，乃至更遠的未來。建立真正意義的財産稅和科學的個人所得稅稅制，已經歷多年探索。從間接稅稅制，走向間接稅與直接稅彼此平衡的稅制結構，依然不那麼容易。這僅僅是諸多財稅改革，攻堅克難的縮影。相比較保增長任務，財稅改革本身的艱巨性一點都不小。目前的基本共識是財稅改革依然“在路上”。先前改革者們的進展，正激勵後輩完善“94稅改”，併為構築更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財稅制度而努力。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