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調動各方面積極性，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時間，這期間，中央與地方在財權、事權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方面已經不太協調。特別是地方事權偏多、財權偏少的問題，已經對地方經濟發展目標制定和社會事業發展産生了不利影響，並給了地方通過負債建設、負債經營、負債發展的藉口，最終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廣受詬病的“土地財政”，很大程度上，也與中央與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地方財政困難有關。這樣的不合理，也給了地方過度利用、依賴“土地財政”的藉口，最終導致地方政府債務過於沉重，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留下了隱患。因此，改革現行財政體制，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關係理順，規範地方政府的財政行為，已成為財稅改革能否向縱深推進、能否解決好地方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的核心。

　　以專項資金為例，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以後，隨著中央財政的實力不斷增強，在中央財政能夠支配和安排的財力越來越豐富的情況下，財力的“合力”就越來越小，被分化的格局則越來越明顯，專項資金的名目則越來越多、金額越來越大。也就是説，原本應當由中央財政統一分配的財力，全部被轉移到了中央各個部門，使中央各部門手中都掌握了大量的專項資金，擁有了很大的資金分配和調撥權。不僅如此，還有大量通過收費等形成的資金。如此一來，一個個的中央部門也都成了小財政。這樣的結果，最終導致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格局，不僅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大大降低，各種腐敗問題也日益增多。透過每年國家審計署的報告可以看出，中央各部門在資金分配和使用方面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漏洞也是相當多的。

　　再以年底突擊花錢為例，每到年底前，都會出現一兩個月花數萬億資金的現象。表面看，是資金撥付計劃的問題，是項目進度問題，實質上，是預算安排不科學、項目安排不合理、資金調度沒計劃的結果。想一想，資金撥付再不及時，也不能出現一兩個月花數萬億資金的現象。果真如此，就不能不對預算産生質疑了。事實是，這些項目很多都是帽子大、身子小，根本不需要那麼多資金。部門所以遲遲不把資金撥付到位，就是想用時間換空間，將資金成為本部門利益，用於權力性分配甚至尋租。

　　相反，在地方，卻因為財政困難，教育、醫療、科技、社會保障等重點領域，始終難以得到有效支援，導致各類問題頻發。如果在中央部門賬戶上滯留的資金，能夠安排到各地用於重點領域的發展，可能就不會出現這麼多資金“沉睡”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增強地方財政的實力，也可以有效堵塞地方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漏洞。

　　可以肯定，只要中央與地方在收入分配方面的關係能夠理順，雙方承擔的事權也能合理界定，那麼，很多困擾地方的矛盾和問題，就能得到解決，地方也沒有藉口再大搞“土地財政”。即便無法在短時間內完全消除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至少，藉口沒有那麼有説服力了。而且，還可以更好地約束地方加重企業負擔的內在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