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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國企下半部:構造三類一級實體企業

  • 發佈時間:2015-11-11 16:05:32  來源:光明網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作者:上海復斯管理諮詢公司總經理 趙春明

  隨國企改革進程推進,一大批新型國有骨幹企業將在“三個一批”的實施中被不斷培育出來,其中,大多數將是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直接控股和管理的“一級實體企業”。

  在下一步國企重組中,一級實體企業的構造是重點,更是關鍵。長期粗放發展,使我國很多實體企業在內部構造上形成了特殊範式(包括經營理念、發展方式、競爭要素、資源基礎、商業模式、運營方式、組織體系和管理方法等),儘管低級,但具有很強的自洽性和黏性,依靠自我發展和演化,很難切入正軌。本輪國企改革,在加大重組深度基礎上,尤其要考慮實體企業的構造類型和範式,否則,很難在自身機體上具備形成“創新發展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起飛條件。

  改革已經到了專業深水區,在問題意識、思維方法和專業知識上,實體企業構造與體制性改革根本不同。國企改革《指導文件》要求“國有企業改革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本文從“企業發展規律”、特別是從企業主體類型理論角度,對一級實體企業的構造做些探討。

  將改革重點沉潛到“國企下半部”

  從國企視角觀察,歷次國企改革的發生領域主要在國企上半部——國企高管層級以上部分,而國企下半部——國企高管層級以下部分,則很少被“直接”觸及。國企上半部是國企體制部分,包括政府對國有資本的經營模式和管理體制,以及國有企業的産權結構和法人治理體系;國企下半部是國企的實體部分,包括理念認識體系、資源體系、業務體系、生産經營體系和組織管理體系,是經濟活動和具體價值發生的直接領域。

  整體而言,國企改革任務在目標上有兩類,一類是體制性目標,如政企分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另一類是經營性目標,如提高國企經營活力、競爭力和國有資産保值增值等。二者分別對應實現在國企上半部和下半部。國企上、下兩部分之間的內在關係,以及兩類改革目標的高低、急緩程度,決定國企改革的重點和基本邏輯。

  之前國企改革,尤其是早期,根本上是滿足國資管理需要,以體制性目標為主。實現體制性目標只能改革上半部,實現經營目標則可在上、下兩個領域中做選擇。該時期經營性目標的要求和急迫程度相對較低,所以國家並未直接改革下半部,而是改革上半部、並通過上半部對下半部的作用關係加以實現——改革邏輯是:改革上半部-作用下半部-下半部在被作用下自我變革-進而實現改革的經營性目標。

  本輪國企改革,根本上是適應轉型發展、尤其是創新發展需要,在深化體制改革的同時,迫切需要大幅提高國企經營活力、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經營性目標)。長期來,根本性的體制問題並未解決,積累到今天已經到了拖無可拖的地步,需要進一步加大國企上半部改革力度。同時,源於粗放發展方式和改革邏輯,很多國企自身的資源基礎和業務素質非常差,繼續下去或緩慢提高已不能為我國經濟現實所承受。經營性改革目標既高又急,必須“直接”改革國企下半部。否則,不僅經營性改革目標難以實現,而且本輪體制性改革目標也恐將缺乏價值實現基礎。

  國企上下兩部分之間的關係,如同生産關係和生産力之間的關係,當國企改革的經營性目標超過一定程度或非常急迫時,國企以前的改革邏輯便難以成立,需要充分重視“下半部”的決定性作用,將改革思路轉變為:直接改革下半部,同時配套改革上半部。不同發展方式下,企業實體部分的內在構造(資源基礎、能力結構和功能體系等)和運作模式存在根本差異。粗放發展方式下所形成的現有國企實體,相對於創新發展方式、抑或品質效益型發展方式的要求,相去甚遠,如果繼續依靠國企上半部對下半部的作用關係,或者説僅靠企業自身在市場中自我發展、自我演化,不僅耗費時日,而且確定性極差。因此需要通過有形的政府之手,直接改革國企下半部,按照企業發展規律、尤其是創新發展規律,實施資源重組、能力重組、業務重組和管理重組,切實將國企實體部分構造到創新發展方式所要求的起步程度。

  新國企A、B、T:構造三類一級實體企業

  公益類和商業類的國企分類,根本上是基於國企上半部改革需要,主要用於國家對國企管理方式的選擇,不能直接用於國企下半部改革。否則,所構造出的實體企業在産業技術階段和內構範式上就會是無差異的——這既不符合企業發展規律,也不符合現實情況,比如,即便在強調技術創新和轉型發展的今天,所有企業既不可能也不應該都是技術創新型企業、都應有強大的技術研發資源和産業化體系。

  實際上,實體企業在産業技術階段和內構範式上存在類型差異,這是現代企業發展的重要規律。首先,産業發展過程有四個階段:基礎研究階段、應用研究階段、提升性生産經營階段和普及性生産經營階段,而且不同階段對企業有不同的資源、能力和發展方式要求;其次,在高度競爭狀態下,企業必須形成核心能力。從而導致企業在産業技術週期上實際存在分工,並因此存在三類不同的實體企業:創新發展類(A類)企業、運營提升類(B類)企業和技術創業類(T類)企業。其中:T類企業從事應用研究及産業化早期階段工作,如美國矽谷中的很多中小企業;A類企業從事應用研究和提升性生産經營(指利用創新技術提升人類社會的生産能力和生活品質,表現為對新需求的滿足或對原需求的更好滿足),如蘋果公司;B類企業從事普及性生産經營(指利用現有成熟技術向廣泛的機構和人群提供産品和服務,在更廣泛的範圍上普及某種生産力水準和生活品質,表現為標準化生産、大規模應用和低價格提供),如戴爾公司。如同經濟生態中不同“物種”,三類企業各有各的構造,各有各的特質,顯然,蘋果公司在人才、知識、資産等資源特質,以及運作方式、商業模式、組織形態和管理方法上,根本不同於戴爾,對雙方而言,誰都不太可能在現有構造上直接成為對方或者在短期內發展成對方。

  實體企業在主體類型上的三類差異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當某項技術處於生命週期的中後期、創新機會不大時,A類企業就需要退出該技術對應業務領域,否則會受普及階段生産經營的拖累而無力進行新一輪創新發展;B類企業沒有技術創新和産業化能力,但正好可以承接A類企業退出的業務,既滿足了自己又滿足了A類企業;T類企業可能向B類或A類企業發展,但更多時候是被A類企業收購——既實現了創業收益,又彌補了A類企業在創新上的不足和風險。正是因為各類主體之間存在業務模式上的內在關聯,相互間有很強的依附關係,才使得一個産業得以不斷向高級化方向迴圈。長期粗放發展使我國實體企業絕大多數是B類、而且是産業鏈底端的B類,迫切需要培育出一大批A類企業、高端B類企業和T類企業。唯其如此,才能從微觀實踐層面有效實現我國經濟轉型發展和創新發展。

  因此,遵循企業發展規律,應將我國實體企業也分為以上三種類型,即創新發展類(A類)、運營提升類(B類)和“技術創業類”(T類)。但須説明的是,成為A類和高端B類企業需要一段艱深發展過程,當前所構造的還不是真正的A類或高端B類企業,而是“趨A”或“趨B”類企業,只是在內在構造上分別形成了更好的起點。

  順便指出,我國國企改革長期缺乏對實體企業主體類型的區分,因此導致實踐中出現一些值得反思和警醒的現象,比如上一階段通過國企重組所構造的幾乎都是低端B類、低級B類企業,而現階段在社會的潛意識中似乎又都想把企業構造成A類。

  已出臺的國企改革《指導意見》提出“三個一批”(清理退出一批,重組整合一批,創新發展一批),從實體企業主體類型分類角度具體看,我們認為就是要:清理退出一批産能過剩的低端B類企業;重組整合一批以高端B類企業和A類企業為發展目標的“趨B企業”和“趨A企業”;同時,創新發展一批“趨A企業”和T類企業,以彌補我國A類企業和T類企業的嚴重不足。

  轉變主體類型結構,突破産業生態低級均衡

  我國企業主體類型結構比較低級:A類企業極少;B類企業過多,且主要是低端B類企業;T類企業很少,而且創新起點較低。從發達經濟體情況看,一個快速創新發展的行業必由大量T類企業和一定數量的A類企業及高端B類企業組成。企業主體類型及其結構是我國經濟創新發展、轉型升級和産業結構調整的實踐基礎,本輪國企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打破現有主體類型在結構上的低級均衡,促進其向高級均衡狀態快速舉升,在目標上既要有一批A類一級實體企業,也要有一批B類和T類一級實體企業,並且在數量關係上還要合理。

  現有結構的低級均衡之所以需要“打破”,而不能依靠國企上半部的改革促進其自我演化,是因為這樣的結構一旦形成,其本身就會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內在上缺乏自我打破的條件:(1)我國A類企業少,導致我國B類企業只能從國外承接二次轉移産業,使得我國不僅B類企業多,且絕大多數處於傳統産業,附加值更低,資源和環境破壞性更強;(2)因為A類企業少,還導致我國的T類企業更難出現。T類企業獨立向B類和A類企業發展的風險很大,在發達國家,T類企業的出路在於被A類企業收購,從而實現T類企業創業者的收益;(3)T類企業少和B類企業處於傳統産業領域進一步導致我國A類企業很難出現,或者即便出現也很難持續:T類企業是A類企業的“飼料”,只有“飼料”更多,A類企業才會更多的出現;B類企業是A類企業的“工廠”和“回收站”,缺乏新興産業中有素質的B類企業,A類企業缺乏支撐和再迴圈的機會——雖然可以在整個世界範圍內尋求機會,但這只適合處於成熟階段的A類企業。因此,只有通過國企重組等手段,借助外力強力換檔,構造出一批數量關係合理的趨A類企業、趨(高端)B類企業和T類企業,才能打破主體類型結構的“魔咒”,開啟高級化發展的增強型進程。

  重視創新發展和趨A類企業構造已成為社會共識,但需説明的是,同時也要重視提質增效和趨B類企業的構造。趨B類企業的發展目標是成為高端B類企業,含義之一是通過技術進步、商業模式創新與管理創新,不斷提高産品品質、性價比、服務水準和盈利能力。即便如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有B類企業,只不過更高端而已。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開始重視製造業,美國還提出了再工業化戰略,這其中即包含著發展實體企業、調整主體類型結構、重視高端B類企業的意思。我國主體類型結構很低級,以低端B類企業為主,因此重視趨B類企業構造、向高端B類企業發展更為必要,也更為現實。就眼前情況説,如果能首先在消費品領域實施趨B發展戰略,提高産品品質等,就能解決我國消費市場的抑制和外溢問題,對帶動經濟發展大有裨益。可以説:中國經濟中高速發展,短期靠趨B,長期靠趨A。

  另外,一個行業中應該構造幾個A類企業?是一家,還是兩家或者更多?也是一個問題。南北車合併,及幾個正在討論的國企重組方案,選擇了前者。從企業主體類型理論看,如果所構造的主體現在就是成熟的A類企業,那麼在一個行業裏只構造一家一級實體企業是可行的,如果該行業同時存在較多的T類企業,那就更為可行;如果所構造的主體當前只是趨A類企業——以A類企業為發展目標、現在並未成熟,那麼多家好于一家。

  當所構造主體現在仍是趨A類企業時,其面臨的任務將是兩方面的:當期發揮生産經營效能,比如在國際市場上獲取重大項目;未來發展成名符其實的A類企業(即趨A發展),在多輪技術發展中真正具備與國際優秀企業持續競爭的能力。只構造一家,後一目的很難實現。從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其現在並不是A,不具備與國外優秀A類企業競爭的能力,所以實際上只能以B類企業的方式(如超低價格)去競爭,或者乾脆只與國際上的B類企業競爭。因此,其結果很可能是:國內市場因壟斷無需競爭,國際市場因非A只能降級競爭,從而在內外兩個市場上均失去趨A發展的有效動力。順便指出,即便現在的技術和産品具備競爭力,但若非建立在成熟A類企業的內構範式和形成方式上,在國際市場上仍只會是曇花一現。

  以一級實體企業構造為核心,探索國企下半部改革的特殊工藝

  實體企業構造需要特殊專業思維、工藝方法和專業知識。國企上半部改革涉及的是體制性問題,共性程度高,出臺一個總體改革方案即可基本滿足實施需要;而國企下半部改革涉及的是微觀主體構造問題,個性化程度強,在總體方案基礎上需要甄別差異化維度、分項制定實施細則(“1+N”文件體系),尤其在一級實體企業分類構造及三類企業各自的具體構造上,需要分別制定二級和三級細則。

  在設定主體類型結構基礎上,建議分兩步完成對一級實體企業的構造,具體説:第一,設定結構。各行業內應構造多少個一級趨A實體企業、一級趨B實體企業和T類企業;第二,確立原型。確定各類一級實體企業的構造原型,即在國企體系內選擇更具備趨A或趨B(指高端B)發展特質和內構範式的國企,作為構造母體。必要時通過重組或新設建立原型;第三,原型擴展。圍繞各構造原型,對相關國企的業務和資源板塊詳加分析,將其他企業的相關資源和能力單元重組到原型企業中,完成構造。“確立原型”是一次構造,“原型擴展”是二次構造。

  對一級實體企業的構造,應在組織層級上做零基思考,無論是現在的集團公司,還是其下的二級、三級公司,誰適合作為構造基核,誰就作為一級實體企業的構造原型;誰適合納入該一級實體企業作為組成部分,誰就作為被重組的對象。

  新國企構造完成後,應加強後續的過程管理,確保趨類發展不走樣、轉型發展不脫軌。原型擴展之後,對大多數一級實體企業而言,只意味著完成起步階段的構造,後續的任務更為艱巨:需要通過自我發展不斷提高內構品質和運作水準,更快向成熟A類企業或高端B類企業進化。為此,國企監管主體應加強兩方面的過程管理:第一,把“提高主體類型成熟度”作為重要任務,納入監管範圍;第二,分類管理三類實體企業的經營績效,對趨A類企業重點考核創新發展(以技術創新為重點),對趨B類企業重點考核轉型發展(以提質增效為重點),而且根據它們發育程度的不同,確定不同的考核指標和標準。

  本輪國企改革雙重點、雙領域,而且均到了專業深水區,因此統籌好實施進程非常重要。到目前為止,本輪國企改革已經出現了制度供給比較滯後的現象,産生了一些實踐問題。進入深水區,改革方案出臺緩慢實屬自然,但問題是當前正值十三五發展規劃制定之際,正是各級主體考慮如何發展、急要改革方案完整出臺之時。現在很多企業都在“等”,有的甚至開始“搶”、“卡”:某些集團公司為了保證自己在國企改革中能夠成為一級實體企業,開始“搶構”、“搶修”創新發展體系、實化自身業務功能,而對下面的相關二級單位、尤其是科研單位的發展設想則加以限制,甚至要求它們“原地待命”,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工作被迫草草了事。

  在重組實施之前,所有的步驟都是方案準備,在該期間應不要限制各級主體在創新發展上的探索。尤其是轉制科研院所,從1999年轉制以來,在産業化發展、面向産業的科研模式以及産研迴圈的建立上,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中間有過很多失敗教訓,也形成很多寶貴經驗。當前有一批科研院所正逐漸在努力的重點和具體做法上進入到一個全新階段,在趨A發展上具備一定的基礎。無論它們將來是作為一級實體企業的構造原型,還是作為其他創新發展企業的構造成分,其探索都將是我國實施創新發展戰略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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