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談到中國的民族工業時説過，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被人們當做了中國近現代民族工業的一面旗幟。大生的創業、發展史不僅是南通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我願意和善良、勤勞的家鄉人民一起紀念大生的生日。

　　一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農曆四月廿四日，張謇日記記述：“五更乾清門外聽宣，以一甲一名（狀元及第）引見。”次日：“卯正，皇上禦太和殿傳臚，百官雍雍，禮樂畢備，授翰林院修撰。”與此同時，他也吐露了自己的心聲：“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櫪轅駒，久倦風塵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類無端矣。”登上學問名士之巔，張謇卻並未以此作為自己的最終追求。他在思索如何為國家振興，為人民幸福多做實事，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開闢一條新的大路。

　　同年七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戰敗，張謇激憤不已。事實上，甲午悲劇是清廷昏庸、重臣腐敗，對日一味求和、放鬆軍備的結果。早在1882年（光緒八年），張謇負責理劃前敵軍事，協助吳長慶平息朝鮮內亂、應對日本干涉時就已經預見到了危機。他撰寫了《朝鮮善後六策》，呈送中朝大臣。朝鮮官員閱後十分心服，翁同龢、張之洞深有同感。《六策》名為涉外，實則關切國內政情；但是李鴻章閱後卻斥為多事，擱置不議。後來翰林院35人聯合上奏《請罪李鴻章公折》時，張謇單獨上疏，痛斥李鴻章“主和誤國”“戰不備、敗和局”。至此，張謇對清廷完全喪失了信心，決定遠離朝政、走自己的路。

　　二

　　九月中旬，家鄉傳來父親彭年公病重的消息，九月十七日張謇“夜分心忽大動”，十八日得知父親病逝；十九日經天津，乘海輪，廿七日由上海回到海門常樂鎮家中，張謇“伏地慟絕，寢苫喪次”。

　　張謇回鄉的第二年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兩次前去江寧晉見張之洞，商議國事。二人都想發展工業、力主變革。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的簽訂加重了國家存亡危機。《馬關條約》關於外國人可以隨意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設廠的規定讓人觸目驚心。張謇在日記中寫道：“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五月，張之洞委託張謇起草《條陳立國自強疏》，張謇文中第一次表達了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理念。為了與帝國主義列強“搶時間”，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初五，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並由張謇、陸潤庠在通州和蘇州各設一紗廠。

　　狀元辦紗廠，對張謇來説是一件非常之事，但也確實是他多年的夢想。張謇對於通海地區的自然條件、社會環境有較深厚地了解。洋務運動興起後，以官方為主創辦軍工企業的利弊他也比較清楚。而且，張謇十分關注我國門戶開放後西方經濟發展的形勢；外部情景擴大了他的眼界，也引起了他的深思。多年經營鄉里，從事商事、稅務、公益事務等社會實踐，也使他得到全面鍛鍊。作為傳統士大夫，張謇精讀四書五經，博覽群書，厚積薄發。這些因素都促使張謇堅定了信心，迎接新的使命。

　　三

　　資本主義社會相對於封建社會是個進步。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本家的出現對於歐洲封建社會是一種積極的革命因素。從17世紀開始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的影響幾乎遍及整個西方。日本明治維新全盤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力大增，人民生活水準和文明程度有了較大改觀。張謇曾赴日考察70天，談到：“日人治國若治圃，又若點綴盆供，寸石點苔皆有佈置，老子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日人知烹小鮮之精意矣。”但張謇並不認為日本就十全十美，他在日記中寫道：“臨江戶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為一都流惡之所，甚不宜於衛生，此為文明之累。”張謇對工業發展和環境保護已有所考慮；張謇學習是有選擇的，必經深刻縝密地思考。

　　張謇創辦大生紗廠時，積極借鑒西方發展經濟的四個技術性因素：市場經濟、金融資本、現代企業制度和法律。張謇通過金融融資的方法向社會招股集資，解決資本問題。他對兩江總督劉坤一聲明，紗廠倣照“泰西”採用股份制；他還提出“甚願天下凡有大業者，皆以公司為之”。張謇招商集資辦廠的設想，得到海門花布商沈燮均和陳維鏞、通州花布商劉桂馨、上海洋行買辦潘華茂和郭勳、紳商樊棻等6人支援。6人推舉張謇為首，共同向社會招股集資。廠址選定在通州城北城市中心下風向的唐家閘，預定招股60萬兩，100兩為一股，計6000股。

　　張謇以《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為紗廠取名“大生”。他説：“我們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的解釋是説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準線上的生活。”

　　四

　　張謇高度重視企業內部的立章定規。他親自擬定的《廠約》，被章開沅教授稱為中國早期民族近代企業留下的一篇重要文獻。《廠約》首先闡明“實業救國”的宗旨：“通州之設紗廠，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通産之棉，力韌絲長，冠絕亞洲，為日廠所必需。花往紗來，日盛一日。捐我之産以資人，人即用資于我之貨售我，無異瀝血肥虎，而袒肉以繼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貧，國于何賴？”《廠約》明確規定了總理（張謇）的職責，其下分設4個部門，各有董事、執事，各司其職。

　　大生紗廠向社會的拓股並不順利。當時的民眾對於“企業”“機器”“股票”等都十分陌生；經過張謇解説、宣傳，也有出於對他本人的信任而入股的，但是數量遠遠不夠。張謇聽説有一批“官機”4.08萬枚紗錠擱置在上海，無人過問，便向劉坤一提出申領。紗廠和官方最終達成協定，把全部紗錠折價50萬兩作為股金，另招商股50萬兩，合共100萬兩作為大生紗廠的總資本。一見大生紗廠從商辦改為官商合辦，個別商董礙于官勢，提出退股；張謇竭力勸説，改稱“紳領商辦”。儘管有官股參與，張謇始終堅持嚴格按照股份制度辦事，無論官股與商股，一律以股權説話論事，不得行使“官權”；按“章程”選舉董事會、監事會時，也拒絕官方干預。

　　大生紗廠于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農曆四月十四日正式開工投産。蘇北平原誕生了第一個用機器生産的工廠。翁同龢聞訊，題楹為賀：“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劉坤一聞之亦大喜，對張謇説：“是皆先生之功。”謇答：“辦事皆董事與各執事，謇無功。”劉又安慰地説：“不居功，苦則吃矣。”謇答：“苦是自己要吃的，亦無所怨。”劉又説：“但能成，折本亦無妨。”謇答：“不成則已，成則無折本之理。”

　　五

　　大生投産第二年即獲豐利。二月份的收支結算已有2.6850791萬兩的凈余。大生紗廠通過招股集資辦成股份企業，引起轟動。這一直接撬起和激活社會資本市場的做法，其意義、作用遠大於營利本身。1901年，張謇等人再度創辦第二個股份制企業——通海墾牧公司，繼又創辦了大生分廠（二廠）（1904年）、大生三廠（1915年）、大生八廠（1921年）。1900-1921年間，大生資本增長6倍。以此為基礎，張謇發起創辦了20多個股份制企業，涉及工業、農業、鹽墾、冶金、麵粉、造紙、交通運輸、金融銀行等行業，成立了我國第一個集團公司，控制資金達2240萬兩。

　　“父教育、母實業”，實業、教育是張謇提倡救國立國一個整體的兩個車輪，相依相承，共同發展。張謇在大生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上説：“謇愚不自量，念普魯士之報法，畢士馬克歸功於教育，欲興教育，赤手空拳，不先興實業，則上阻旁撓，下復塞之，更無憑籍。”張謇最關心的是如何提高國民素質和為國家培養人才。他還積極動員社會商界支援教育、公益與慈善事業，推進地方自治。張謇將他自己從公司獲得的報酬全部用於教育、公益、慈善和社會事業。1904年（光緒三十年），他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師範學校——通州師範學校。

　　六

　　1922年，中國經濟形勢突變。一戰結束後日本的經濟侵略捲土重來；天災人禍、水災不斷導致棉花連年失收；東北市場出現嚴重萎縮；大生公司戰線過長，管理落後等多種不利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大生資本集團陷入困境。1925年，上海銀團接管了大生，並派李升伯來南通強化經營。張謇責成兒子張孝若積極配合、支援。他説失敗不要緊，第一要失敗得光明，第二要失敗以後有辦法。張謇1926年去世，他説：“予為事業生，當為事業死。”言猶在耳，為大眾所銘記。

　　1927年，大生扭虧為盈；1935年，公司還清了全部負債並有盈餘。這年秋初，張孝若不幸去世，全廠職工沉浸在悲痛之中；張謇的侄子張敬禮擔負起大生董事會領導工作。抗戰期間，大生職工們為了保護民族利益和企業資産和日寇頑強鬥爭。1948年底，全體職工又和國民黨派駐代表展開了反對遷廠的抗議活動，以迎接解放。

　　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後，大生公司在新中國經濟恢復、抗美援朝、社會主義改造中做出了積極貢獻。1952年，“公私合營大生第一紡織公司一廠”正式對外掛牌。1956年對私改造，執行贖買政策，大生公司成為第一批國營企業。文革結束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方針，實行改革開放；大生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大生歷經清末封建社會、辛亥革命、民國年代、抗日衛國戰爭和民主革命以及新中國的建設和改革開放。在黨的領導下，在改革開放偉大方針的指引下，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家鄉南通飛速發展，“大生人”依然屹立在江海之濱，更加光彩奪目。現在的大生集團有限公司資産總額已達28億元，年銷售收入30億元；産品遠銷40多個國家和地區。

　　結語

　　曾經和張謇一起奮鬥的人不計其數。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引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的一段話，意指張謇那批早期民族企業家經商的主要動機其實不是為了牟利，而是出自“救國愛國”的政治思想；所以中國資産階級從他誕生的那天起，就有自願的理想主義特徵。吳曉波説：“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企業家經商也不是為了掙錢，同樣抱有一種自願的理想主義，我想他們的願望是在開放改革的新時代中充分體現自身的價值，創業求新，與國家和人民共同渡過困難，應該得到人民的尊重。”

　　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新一代“大生人”沿著先輩們的足跡不懈努力。大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沈健宏説：“2015年，大生迎來了雙甲子之年，百年大生，歷史厚重；百年大生，任重道遠。我們要弘揚創始人張謇先生敢為人先、甘於奉獻、負重拼搏、勇於改革、爭創一流的精神，學習張謇先生捨身喂虎，投身實業的勇氣和魄力，學習他‘辦一縣之事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之事有一國的眼光’，砥礪前行，創造未來，再鑄世紀輝煌。”

　　120年的歲月，一段難忘的歷史，已經永遠地留在了南通人民的心中。大生就是“民族存亡”“自強不息”的見證。謹以此文紀念大生建廠120週年。

　　(作者係八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