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手機實名制到網路實名制再到快遞實名制，現代公共安全治理上的諸多不確定性風險，最終都需要在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進行平衡，而最佳的平衡方式無疑是民主立法。

　　繼網吧、火車票及手機卡之後，快遞業也正式進入“實名制”時代，客戶寄送快遞均需要開箱視驗並提供本人身份證件。11月1日是快遞實名制首日，從媒體探訪情況看，各家標準不一，各方反應也不同，有的快遞企業表示未收到通知，有的形同虛設不拆驗包裹，快遞員害怕客戶不配合，而公眾則擔憂隱私洩露，執行情況總體上並不樂觀。

　　一項新制度的運作，少不了要有一段磨合期，尤其是像快遞實名制這樣的制度，涉及快遞業和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要有效運轉尚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打磨和完善。近年來，我國快遞業飛快發展，國務院新聞辦10月16日表示，2015年快遞業務總量預計達200億件。如此海量的快遞業務，深刻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但與之相伴的問題是：這一新興服務行業是否規範化、成熟化？是否進入良好的自治軌道？

　　實踐中，利用快遞郵寄違禁品、毒品等違法犯罪活動時有發生，從而産生了快遞實名制的公共需求。但從邏輯上分析，快遞業的規範化程度，是實現實名制的前提。因為只有建立在規範化的基礎上，才能避免市民們所普遍擔憂的隱私權風險。從銀行到電信，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個人資訊被洩露、隱私權被侵犯的現象無處不在。而相比銀行等部門，快遞行業規範性較弱，實名制後的個人資訊能否得到妥善的保護。即便行業比較規範，我們也不能將個人資訊權利的保護，完全寄託在工作人員的道德自律上；相反，權利的保護須臾離不開行政監管部門的執法監督，只有健全了常態化的執法監督機制，用嚴明的法律責任去督促行業自行加強自律，才能將侵權風險降至最低。

　　很明顯，目前快遞業的規範化水準和自律程度，以及行政部門的執法監管能力，都很難讓人徹底放心，使得快遞實名制在執行過程中面臨不少障礙。制度實施的磨合期內，就需要及時發現、正視實踐中反映出的問題，並從制度上作出積極回應。目前看來，無論是消除公眾對隱私洩露的擔憂，還是降低快遞員對工作成本提高的顧慮，都需要建立健全快遞業的行業規範，合理分配快遞企業、員工和客戶之間的權利責任，以更成熟和公正的行業規範為快遞實名制提供基礎。

　　當然，行業規範程度和公民隱私權利的保障，從根本上都需要強化行政部門的監管職責。管理者不能因為公共治理便利，在將責任義務加諸企業主體和普通公民身上之後，就對實名制的風險置之不理。相反，“安全快遞”的含義不光是公共安全，同樣包括公民個人資訊的安全，監管部門只有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執法檢查中，才能確保安全快遞目的的實現。從長遠看，在制度且行且規範的磨合中，我們或許還要思考：從手機實名制到網路實名制再到快遞實名制，現代公共安全治理上的諸多不確定性風險，最終都需要在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進行平衡，而最佳的平衡方式無疑是民主立法。

　　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