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正越邁越大，據國際支付商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8月份，人民幣首次超越日元成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市場份額升至2.79%。同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發佈的《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5》也顯示，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人民幣國際化指數RII已經上升到2.9%。人民幣有望在兩年內超越日元，成為第四大國際貨幣。

　　以上兩個數據均用人民幣和日元進行了比對，之所以進行這樣的對比，除了人民幣和日元同屬亞洲貨幣的事實外，還有一個背景不能忽視，那就是早在人民幣進行國際化之前，同為亞洲貨幣的日元就已經開始了國際化征程。

　　上世紀70年代後，日本經濟異軍突起，成為當時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在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之前，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加速，為日元在國際市場上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雖然後期，隨著歐元的興起、日本經濟急速滑坡，日元國際化的進程在進入2000年後不進反退，但其在國際化過程中的挫折和風險對尚處於起步階段、且同屬亞洲貨幣的人民幣來説，卻是值得汲取的寶貴經驗。

　　日元國際化的“三步棋”

　　人民幣國際化和日元國際化都是貨幣國際化。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劉雲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在談及兩者之前首先應該澄清的是，“貨幣國際化”這一概念來源於日本。日本提出的日元國際化並不是指日元要成為國際主導貨幣，而是成為國際貨幣的一種。這與日本後來提出的“亞元”概唸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後者的目標更趨於成為國際主導貨幣。

　　此前，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曾提出亞元的構想，希望中國等亞洲國家和地區都使用這一幣種。但亞元構想已經超出了日元成為國際貨幣的這一職能，對美元的地位産生了挑戰，因此美國並不希望日本、中國等國家推廣亞元，這一構想也就隨之夭折。

　　劉雲認為，日元國際化是伴隨著日本經濟、對外貿易的大幅增長而實現的。日本在貿易中所使用的日元的比例逐漸提高，特別是在東南亞、東北亞等地區，通過對當地投資以及擴大日元的使用範圍，從而使日元對當地形成較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甚至超過美元。

　　縱觀日本政府推行日元國際化的過程，劉雲認為，可以發現日元國際化過程中走出了以下三步“好棋”。

　　首先，日本政府在推動日元國際化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戰略作用。日元國際化與日本官方開發援助（ODA）密切相關。日本對外ODA大多使用日元貸款，並要求當地使用日元貸款建設項目、結算，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日元的迴圈使用圈，自然而然地提升了日元在當地的影響。

　　數據顯示，2002年~2012年，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援助總體呈平穩上升趨勢，並在2012年達到了峰值，約為41.82億美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東南亞的援助方式主要以優惠貸款為主，贈予僅佔16.74%，遠遠落後於經合組織下屬發展援助委員會（DAC）85.8%的平均水準。

　　值得注意的是，資料顯示，日本政府提供的優惠貸款援助中，附帶條件的貸款比例近年來呈上升趨勢，從2002年的2.3%上升到2011年的18%。同時，日本十分強調援助中的採購限制，這種限制使相當一部分的援助資金回流到日本企業。足見援助背後強烈的經濟動機。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是，1996年日本和美國共同主導建立了亞洲開發銀行。亞行的宗旨就是通過援助、幫助亞太地區發展中成員消除貧困。其援助主要採取四種形式：貸款、股本投資、技術援助、聯合融資相擔保。借助亞行，日本不斷擴大日元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其次，謀求形成以日本東京為核心的金融市場。日本一直希望將東京建為亞洲金融的核心。貨幣具有不眠的屬性，其24小時在全球各大金融中心流通流轉。此前，亞洲的金融中心包括新加坡、香港和東京，東京有很大的影響力，後來這種影響力不斷下降。影響東京金融中心地位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其外匯貨幣的交易和發債，以及股市中上市公司的規模和外國企業的投資規模等，都是決定日元能否成為地區貨幣或者説亞洲貨幣的重要因素。

　　再次，則不得不提日元加入區域性貨幣協議互換框架和安排，如《清邁協議》。資料顯示，2014年7月17日，為更加迅速有效地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風險，中日韓與東盟10國簽署的《清邁協議》修訂版生效，貨幣互換資金規模將從1200億美元倍增至2400億美元。其中中國和日本出資最多，均為768億美元，加上南韓，三國的注資額佔整體的80%。

　　這一協議的重要性在於，該協議不僅以美元為主要流通幣種，還將日元納入其中，擴大了日元在東盟地區的使用範圍。這樣一種地域貨幣協議的安排，使日元有了儲備貨幣和地區穩定機制的職能。這也是日元國際化的重要因素。

　　可以借鑒什麼？

　　對於人民幣國際化而言，劉雲認為，可以從日元國際化過程中借鑒的經驗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提高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之外的其他功能的使用。包括：成為投資的貨幣，即通過中國“一帶一路”的對外投資，形成人民幣對外投資的迴圈；在地區的金融安排中，應優先使用人民幣，即使人民幣成為金融安排的工具；在地區制度安排上，即圍繞以人民幣展開制度安排，類似于在貨幣交換的情況下，使人民幣具有儲藏和穩定國家金融的職能。

　　其次，中國還要在國內建立以人民幣迴圈為核心的資金流通體系，建立以人民幣結算的債券市場，建立完善離岸人民幣的資金迴圈，同時將中國的香港或上海等金融市場建設成為亞洲的龍頭。這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也就是説，債券市場和金融市場都需要放在中國，形成人民幣境內、跨境和離境的大迴圈，使人民幣具有便捷的流通性。”劉雲説。

　　當然，鋻於日元匯率的波動，劉雲建議，在推進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過程中，除了考慮幣值的穩定性外，還需要考慮國內企業對外出口所受到的影響，這都是中國政策部門需要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