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10月21日訊（記者 馬常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日前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5年年會”上表示，中國戶籍制度改革成功可使未來潛在增長率提高1-2個百分點，而通過中央政府的合理買單能夠分攤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這是戶籍制度改革得以推進的關鍵。

　　蔡昉表示，人口趨勢決定了城鎮化一定會減速。從2010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經濟活動人口在2017年達到峰值之後也是負增長。更直接和城鎮化相關的是農村青少年人口，無論是從農村常住人口的角度看，還是從農村具有農業戶口的角度看，16-19歲的人口去年達到了峰值，今年開始要負增長。在過去10年，農民工對城鎮化率的貢獻大約四分之一，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農村青少年人口的負增長，必然導致農民工外出增長速度的顯著減緩。相應也一定會使城鎮化速度大大減緩。這個意義上説，很難看到今後十年、二十年還會有像過去30年的城鎮化速度。

　　蔡昉認為，城鎮化在未來的減速會進一步降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城鎮化是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具體來自幾個方面：一是勞動力供給。2010年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變成負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其實至少10年前甚至更長時間，城市已經喪失了勞動力供給能力，也就是説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了。過去人口紅利靠農村剩餘勞動力和農村更高的生育率産生的青少年增量，來補充勞動力市場供給。

　　另外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靠資本積累驅動。如果做一個模型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資本積累大概佔60%-70%。資本和勞動力供給的關係是，如果人口撫養比一直下降或者比較低，就有更多剩餘資本可以儲蓄下來，因此保障了高儲蓄率。勞動力的充分供給防止了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過早發生，因此資本投資是比較高的，回報率也是比較高的，它支撐著資本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如果勞動力供給不是這麼充足，回報率自然會下降。中國的勞動力是個存量，人力資本的改善就是靠新勞動力不斷地成長起來，有新成長勞動力進入，無論是城市孩子還是農村孩子，都是改善總體人力資本存量的。因此大量農民工進城，新進城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達到9-10年，將改善整體勞動力人力資本。

　　除此之外，全要素生産率對經濟增長貢獻，接近一半的因素來自於勞動力從低生産率部門轉向生産率更高的部門，因此産生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這部分隨著勞動力轉移速度的減慢，生産率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少。所有這些加起來導致了潛在增長能力在下降。所以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城鎮化速度減慢後相應降低了潛在增長能力。

　　蔡昉指出，傳統城鎮化一個特點是沒有解決農民的戶籍問題，是用常住人口概念統計出的城鎮化，如果打破這個概念就變成了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就是以人為中心，以農民工市民化為中心，再具體一步就是哪怕給不了戶口而可以提供平等的待遇和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讓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進得來、住得下、融得進、能就業、可創業。

　　“設想一下，現在有37%的非農戶口，54%的城市人口，其中10%多沒有戶籍，假設54%這個指標沒有變，但把37%和54%之間的這百分之十幾的農民工消化掉，所有人都有城市戶籍，享受同樣的基本公共服務，完全可以達到城鎮化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貢獻”，蔡昉認為，如果讓這百分之十幾的農民工成為市民，勞動力供給問題可以緩解；從農業轉向非農産業還可以改善資源配置，是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産力的一個重要源泉；1.7億進城農民工，加上1億在本鄉鎮的非農産業農民工，成為市民消費者，消費貢獻、內需貢獻將大幅度提高。

　　對於如何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問題，蔡昉指出，戶籍制度是個相對來説較少侵害既得利益，而改革紅利巨大的領域，而為何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實質性的推進？關鍵在於戶籍制度改革國家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中央政府要合理買單、分攤改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