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羅朝淑

　　得知托馬斯·林達爾獲得2015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消息，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研究員楊運桂博士心情激動，因為2005年—2008年之間，楊運桂在倫敦克萊爾（Clare Hall）實驗室進行科研訓練，成為托馬斯指導的最後一位博士後。

　　説起導師，楊運桂告訴科技日報記者，自DNA雙螺旋結構被發現後，人們一度認為這種結構是固定不變的。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托馬斯卻在實驗中率先發現，DNA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樣穩定。在紫外線、自由基及其他外部條件影響下也會發生損傷，打破了科學界一直認為DNA雙螺旋結構極其穩定的認知，並在此基礎上創新性地發現了DNA存在修復的機制。DNA修復機制的發現成果很早就延伸到癌症治療中，為放化療提供了理論指導。這也正是諾獎委員會對托馬斯·林達爾等三位科學家獲得2015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原因所做出的述評。

　　“修復機制確保了維持生命存在的遺傳物質DNA的穩定性，這一機制是維持生命體健康的根本。”採訪中，楊運桂告訴記者，托馬斯不僅首先發現DNA存在損傷現象和修復機制，而且還發現了多種DNA鹼基切除修復和核苷酸切除修復的重要基因，打開了這些修復基因的缺陷與人類疾病關聯研究領域的大門。

　　讓楊運桂印象深刻的是，托馬斯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原創性科學思維和抓住新事物的敏銳力，經常安排學生參加重要的學術交流活動，對學生們的科研生涯影響深刻。他的大部分弟子都成為了富有成就的專家。

　　“由於在他的研究團隊，很多課題方向都是原創性的，沒有現成答案和線索，因此做科研經常會碰到困惑和難題，有時會感到沮喪。托馬斯會鼓勵我們説：‘如果一個問題你查遍所有科學文獻，也沒發現目前有效的解決方法，那麼在你自己的深度思考以及與領域其他專家充分交流的基礎上，可能會形成一個好的科學問題，而這正是你值得去嘗試的地方——如果問題很容易得到解決，別人早就解決了，也無需你去解決。’而當學生取得成就時，他又會告訴我們：‘任何成果，要繼承性發展，不要總是回頭看，多想想下一步！’他經常對我們説：‘討論問題的時候，你們不要完全相信我説的話，一定要去求證——我畢竟年紀大了，接收新鮮事物的能力下降了。’”

　　楊運桂告訴記者，托馬斯不僅有著很深的學術造詣，而且有著傑出的管理水準。2001年獲得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的蒂姆·亨特在評價托馬斯的成就時曾總結説：“托馬斯的科學成就除了他自己在DNA修復機制的傑出科學發現，還應該包括那些在他領導和指導下的優秀學生和同事取得的傑出成績，這也是托馬斯成功的一部分。”對此，楊運桂深以為然。他告訴記者，到目前為止，托馬斯領導的克萊爾實驗室一共招收了不到20位獨立研究員，卻産生了10幾名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以及包括托馬斯本人和蒂姆·亨特在內的兩位諾獎獲得者。

　　2008年，楊運桂即將結束在托馬斯實驗室的博士後生涯，在面臨未來的抉擇時有些猶豫，托馬斯則積極地建議他回國發展。他告訴楊運桂，“生命科學的發展依賴於基因組學。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你回國能夠有所作為”。尤其讓楊運桂深受感動的是，回國前，托馬斯盛情邀請他一家三口去他家做客，親自下廚為他們烹調了美味的香茅草烤多寶魚，並把他研究方向的實驗材料都給了他，希望楊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原創性研究。

　　回國後的楊運桂有幸入選了中科院“百人計劃”，在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在延續托馬斯的DNA修復研究基礎上，他決定再邁進一步，開始研究遺傳物質DNA釋放基因資訊的中間載體RNA修飾的可逆性，通過與芝加哥大學何川教授合作發現了RNA主要的化學修飾甲基化m6A（6-甲基腺嘌呤）修飾酶，證明RNA化學修飾的可逆性，及其調控RNA加工代謝的重要功能。

　　楊運桂充滿深情地説：“從當初建立實驗室到如今的一些科學研究的方向和細節，托馬斯一直站在我身後，支援著我。”

　　（科技日報北京10月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