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際網路+”催生網約車等新業態短期內迅速發展，刺激計程車行業正視積弊已久的問題。在部分城市，曾經久推不動的計程車改革顯露“破冰”跡象。

　　9月14日下午，杭州市交通局發佈《杭州市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的實施意見（徵求意見稿）》，標誌著杭州市出租汽車行業改革工作正式啟動。業內人士認為，杭州計程車深化改革方案試圖通過動態數量及價格調控機制來彌補當今巡遊出租汽車管理機制的缺陷，這是一種趨利避害的發展路徑，是深化計程車行業改革的務實舉措。

　　今年5月，義烏的《出租汽車行業改革工作方案》出臺，讓浙江這個以小商品聞名的縣城又“火”了一把，一個月內全國數十家媒體蜂擁而至，“義烏改革”被定義為計程車壟斷經營開始打破的信號。

　　隨後“上海出租汽車資訊服務平臺”的上線，政府層面主導的“網際網路+計程車”模式邁出了實踐的一步，改變了過去計程車公司與滴滴打車軟體“敵對”的狀態，“于計程車一方來説，有錢大家一起賺，互利共贏；于廣大市民而言，打車有了更多選擇。”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表示。

　　記者在浙江、陜西、湖北等多地調研時，計程車公司負責人和司機認為這是當前形勢下最為妥當的合作形式。

　　與杭州、北京、天津等新舊業態矛盾衝突不斷激化，政府一邊坐等頂層設計、期盼改革方向，一邊“末端執法”，賣力打擊“黑車”不同，義烏、上海等地的改革先於交通部或上級管理部門，在艱難維持社會穩定、等待政策出臺，和順勢而為、結合本地實際困難發佈地方性政策兩個選項中，他們選擇了後者，先行先試佔據改革主動權。

　　杭州計程車協會秘書長許增期表示，義烏的改革雖然尚處於啟動階段，但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一些遲遲不敢改革的城市能從義烏的操作方法中得到啟示，同時減少壓力而增加動力。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建議，政府部門應該充分了解計程車行業的訴求，及時進行回應。計程車行業內部矛盾多多，對於計程車司機來講，其訴求並不僅限于與專車司機之間的矛盾上，建議先將與專車矛盾擱置討論，先對計程車司機其他的矛盾訴求進行解決，或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目前的計程車行業情緒。

　　東南大學交通法學院副教授顧大松認為，地方政府有必要遵循城市交通地方性特點，結合《立法法》修訂後賦予的普遍立法自主權，開展汽車共用下的交通網路創新地方立法嘗試，有序推進城市交通改革。

　　挂靠、買斷、私戶、公戶……産權關係不清晰、承包模式複雜是各地計程車行業普遍存在的情況，然而調研中，北京、上海、浙江、陜西、山東等地的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公司化經營才是計程車行業最為合理的經營模式，由於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的計程車個體經營戶，成為這項改革中最需要關注的利益群體。

　　在義烏，採取了以計程車經營權換股權的辦法，把原有的498輛個體戶經營的計程車全部納歸公司經營。義烏市交通運輸局長吳朝暉介紹，今年新增加的五家公司，每一家拿出49%的股份，平均分給這498個車主，原計程車約定承包人以原車輛換算成股份入股，調動了他們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從根本上解決計程車行業改革面臨的最棘手難題。

　　公司化不是簡單地把個體戶牌照過戶給公司，從全國範圍來看，2000年以後各地停止發放個體牌照，逐步收回個體牌照的經營使用權，推行公司化運營，然而真正把公戶、私戶“雙軌合一”的城市鳳毛麟角，2014年的杭州、2013的西安，試圖用直接過戶的形式把經營權和産權都從個人轉移到公司名下，遭到司機強烈抵制，以司機罷運、陳情收場，不得不暫停。

　　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出租處處長李公科介紹，北京計程車有6.7萬輛，個體戶僅有1157戶，“佔比不到2%，但從某種程度上説，他們是改革中非常大的阻力，當利益受到觸動時，他們是最先集結起來給管理部門施壓的。”

　　義烏市委書記李一飛認為，既得利益者的關係協調利益調整具有複雜性，既要達到行業改革的目標，同時又要保持社會穩定，達到兩者的平衡，互相理解和接受。公司化經營的設計上，股份制是未來方向，兼顧計程車公司和個體戶經營者的利益，找到多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北京是新月聯合汽車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王學強表示，交通部第16號令明確提出“國家鼓勵出租汽車實行規模化、集約化、公司化經營”。從社會管理的經濟性而言，出租汽車行業實行公司化是社會管理成本最低而社會管理效果最好的一種選擇。

　　（本版稿件除署名文章外，均由記者張彬、陳鋼、葉健、梁建強、周科、黃筱、鄧中豪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