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部取消計程車營運權使用費;2018年起不再管控計程車數量;車費由市場定價;鼓勵與網際網路結合的‘專車’。”本月初，浙江省義烏市出臺的《出租汽車改革運作方案》改革力度之大，一時被媒體熱捧為中國計程車行業消除壟斷的“破冰”之舉。這一改革也受到交通部高度認可。

　　而在義烏市運管部門相關人士看來，這次改革與其説是“主動”革新，不如説是市場“倒逼”。長期以來“打車難”、“計程車因份子錢高罷運”，加上“滴滴、快的、Uber等新型專車的搶地盤”，義烏計程車行業幾乎到了舉步維艱的境地。改革能否破局?改革後各方利益如何調整?能否全國複製?讓人拭目以待。

　　墻內開花墻外香。浙江計程車改革方案公佈將近20天，在全國引起的反響遠比在義烏的反響更強烈。

　　計程車司機:

　　收入不一定會增加?

　　聽到記者興致盎然地談義烏的計程車改革，司機趙剛(化名)顯得有些淡然。他一面在靠著路邊的車道上嫺熟地開著車，一面用余光“掃射”路邊，尋找打車的人。車上已經搭乘的乘客似乎並不在意。初到義烏的人可能並不習慣，作為國際商貿城，“拼車”早已是約定俗成的慣例。

　　這名來自湖南的“老司機”已經在義烏開計程車多年，早已練就一身眼觀四路、耳聽八方“載客找客”的絕技。趙剛告訴記者:“如果不拼客，一個月掙不到什麼錢。”他和另外一個安徽司機兩班倒，輪值夜班的他平均每晚接30～40單，幾乎一半是拼客。他告訴記者:“白天更多，大部分都是拼車。”

　　五月算是義烏計程車旺季，跑白班的司機老吳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從早上7時到下午5時，如果不拼車，一天收入不到500元，除去200元份子錢，150元左右油錢，中午飯錢，剩下不到200元，拼客才能掙200元以上。”

　　老吳算得很仔細:“如果政府明年取消向公司收取的營運權有償使用費，受惠到每個司機身上，每天可以少交20～30元份子錢。但是將來計程車數量增加了，很難説收入會增加。”

　　據義烏市運管局計程車管理科科長龔一昌介紹:“義烏作為國際化城市，客商來往多，旺季時人流量達到230萬，而近8年時間裏，整個城市的計程車總量僅有1300多輛，利用率超過72%，而一般情況下，超過65%就應該增加運力。” 他解釋:由於計程車司機和計程車公司一直以來對增加車輛都比較反感，為了行業穩定，就一直維持原狀。

　　“嚴重的市場供需矛盾，造成計程車盛行拼客，黑車氾濫。”在龔一昌看來，計程車改革勢在必行。

　　義烏政府:

　　吐出巨大蛋糕?

　　此次義烏計程車改革中“政府取消原本向公司收取的營運權有償使用費”備受外界讚譽，被稱為巨大“讓利”。根據方案顯示:2015年的營運權使用費，從原先的每車每年一萬元降低到五千元，過去幾個月多收的部分將退回;2016年起全部取消。

　　義烏市運管局一位負責人表示:這一塊利益政府可以少拿，甚至不拿，但不能要求企業降低份子錢。

　　事實上，政府取消這筆收費，只佔司機繳納份子錢的一成左右。“平均到每個司機每天，相當於只減少30元左右份子錢。因為大頭都是公司收。”司機老吳擔心:“而且誰能保證公司願意從牙縫‘擠出’這部分利益?”

　　義烏國有老牌計程車企業——恒風集團副總經理胡曉生則明確表示，一旦政府取消這筆收費，公司一定會將這份“蛋糕”送給司機。

　　可以預測，這一承諾無疑具有示範效應，雖然不完全取消份子錢，但還是給計程車司機們吃了一粒定心丸。

　　除了取消營運權使用費，此次義烏計程車方案還有兩大亮點引人矚目。

　　“將計程車數量管控權交給市場”，這被認為是政府發的第二大“紅包”。龔一昌介紹:義烏計程車改革會有一個過渡期。在2018年以前，政府會對計程車數量進行管控，比如，今年將新增250輛新車。2018年以後，計程車數量完全根據市場需求調節。

　　隨之而至的“第三大紅包”，則是過渡期後，租車費由市場説了算。

　　“新老闆”:

　　感覺不會再暴利?

　　義烏計程車改革方案指出，2018年之前，會逐漸增加計程車數量。這些增加的計程車將以怎樣的形式運營?

　　答案已經給出。根據改革方案，義烏將在6家計程車公司基礎上， 再新建5家公司。龔一昌告訴記者，除了新增的250輛車之外，還會從6家“老”計程車公司調劑出200輛車，新建的5家公司平分這450輛的營運權。

　　義烏政府公開“招募”這五家公司的“新老闆”，引來近百人報名，最終通過公證搖號選出五家新老闆。

　　樓顯明就是幸運中簽人之一。他和妻子成功成為新公司——義烏市順凱計程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

　　中簽後的樓顯明電話很忙，來自全國各地的採訪電話紛紛而至。在外人看來，他並非計程車行業的行家。中簽之前，他的主業是紡織。雖然如此，樓顯明告訴記者，他曾經開過4年的客運班線，不能算完全外行。 他是看好計程車行業的未來前景。不過，他保守估計:計程車的利潤應該還不錯，但肯定不會暴利。

　　恒風集團副總經理胡曉生的説法印證了他的看法:“作為國有企業，每年每車的毛利只有4萬元左右，民營公司好一點，每年每車大約5萬元的毛利。過渡期後，隨著車輛增加，公司毛利肯定會下降。”

　　還有一些老計程車企業負責人也支援他的看法:“外界覺得計程車公司暴利，其實沒考慮其中的成本。”據了解，義烏計程車份子錢，每輛車每月大約8600元左右，公司向計程車收取的份子錢主要用在各種稅費、管理費、清潔保養費、GPS等終端設備服務費，以及由公司承擔的保險費等。

　　約定承包人:

　　身份變成公司股東?

　　在義烏計程車改革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約定承包人，這是義烏特色。這些約定承包人是此次計程車改革中利益改變最大的群體。

　　據義烏市運管部門相關負責人介紹，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計程車運營牌照有公司也有個人。由於當時計程車的高額收益，車牌甚至被炒到“天價”，2001年，最高炒到近70萬元。

　　劉華(化名)正是在1998年，炒牌將近高價時的“接盤者”，花了40多萬元買了一張計程車牌照。當時全義烏市有這樣的個體牌照498張。

　　1999年，義烏市將個體牌照的經營年限核定為8年，也就是説劉華花了40多萬元，買的是8年的營運收益權。2007年，他的計程車營運權到期，按義烏市新規定，劉華身份變成“約定承包人”。也就是説，他的車輛營運權被重新收歸公司，每車每月繳納幾百元管理費，不過大部分收益仍由劉華所得，而他所在的公司無利可圖。

　　又過了8年，到2015年，“約定承包合同”不再續簽，“每年約5萬元的收益沒了”，劉華一時很難接受。

　　據了解，在義烏，像劉華這樣的約定承包人有300多人。此次，從義烏6家老牌計程車公司調劑出來歸入新公司的計程車，多為這些“沒有給公司帶來利潤”的特殊車輛。

　　這些約定承包人將何去何從?按照義烏市政府最新發佈的《選擇籌組計程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發起人的公告》，他們可以參股新成立的計程車公司，成為股東。

　　不過劉華對股份的認購並不滿意，他説:“雖然可以任選一家公司認購股份，但每車只認購0.49 股，要出資2.94萬元，算下來，每年只能拿到不足1萬元的分紅。這比起之前的每年5萬元的收入來説，降了不少。”

　　“二老闆”:

　　即將消失的群體?

　　與很多城市一樣，在義烏，計程車司機和公司之間，沒有勞務合同關係。他們之間還存在一個群體，公司稱他們為“中間承包人”，司機則叫他們“二老闆”。“二老闆”和計程車公司簽訂承包合同，再將計程車轉包給司機。

　　此次出臺的改革方案，讓這些“二老闆”們的地位岌岌可危。

　　來自湖南株洲的周平(化名)，既是“二老闆”，也是司機。他説，自己已經陷入“僅做‘二老闆’，無利可圖;不當‘二老闆’，又無車可開”的境地。

　　周平説:“如果只做‘二老闆’，每輛車聘兩個司機，每天向司機收取400元份子錢，白班晚班各200元;自己給公司的份子錢是每天330元，每天70元的差價，就是收入。”

　　很多人看來，每個月2100元不低，“但除去修車、事故賠償、以及每年10萬元承包押金的利息，所剩無幾。現在沒人願意再當‘二老闆’。”周平嘆到。

　　為吸引“二老闆”，從2015年起，計程車公司陸續將每年的承包押金降到6萬元。5月15日，周平和杭長公司的4年承包合同到期，是否續簽?周平猶豫了一個多星期。最終，他找了一個朋友做合夥人，兩人一同與杭長公司簽訂承包合同，但他倆都是司機，“自己當老闆，自己打工。”

　　既當“二老闆”又當司機，這在義烏計程車司機中普遍存在。“改革總是好的，但我覺得還不夠徹底，什麼時候能把我這樣的‘二老闆’改沒了，才是真正的成功。”周平認為，如果公司能和司機簽勞務合同，而不是承包合同，自然就沒了“二老闆”，司機也能和公司共擔營運風險。

　　恒風集團副總經理胡曉生告訴本報記者，即便簽的是承包合同，公司也要承擔很大風險。胡曉生強調，公司今後將不再和純粹的“二老闆”簽承包合同，“承包人必須是司機。”

　　他曾向媒體表示:未來或許還將徹底取消“份子錢”，實行計程車司機員工化，以發工資的形式來招聘司機。

　　鼓勵“專車”:或被誤讀?

　　與義烏計程車改革方案“三大紅利”同時被讚的，還有義烏市政府對“專車”的態度。在改革方案中明確提到“要鼓勵移動互聯網與出租汽車行業融合創新”，被媒體解讀為對“專車”鼓勵，並將這一做法與廣州、北京等地的做法進行了比較。

　　5月初，Uber專車先後在廣州和成都被查，在杭州的線下培訓點也被市場監管局查驗。在國際上，Uber收到14個國家和地區的禁令。

　　義烏市運管局計程車管理科科長龔一昌對此特別解釋:將網際網路創新納入計程車改革，義烏在這方面會嘗試。他一再強調:“嘗試並非可以無視法律，‘專車’必須是合法營運的車輛，嚴格禁止私家車進入營運。”

　　2013年，義烏運管局曾研發了一款打車軟體“風速快的”，類似于現有流行專車軟體，不過使用者甚少。

　　龔一昌在接受採訪時心態開放地表示:“創新的平臺可以進來，做到有進有出，這才是改革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