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鈺蕓

　　人物簡介

　　潘英麗，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研究基地潘英麗工作室首席專家，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上海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會副會長，招商銀行獨立董事。曾任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特聘專家（1998-2007），中國海運集團公司顧問（2002-2011），並因發展我國社會科學教育事業的突出貢獻，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6）。

　　早年師從我國國際金融學科創始人陳彪如教授攻讀國際金融博士學位，已從事宏觀經濟學和國際金融等教學30年，近年來主要研究興趣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人民幣國際化與中國經濟金融轉型等問題。完成國家和省部級研究項目20余項，出版專著20余部。在國內重要學術雜誌上發表論文百餘篇。

　　近期主要著作有：《國際金融中心：歷史經驗與現代中國》（2009，三卷本）、《中國經濟金融轉型研究》（2012）、《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改革研究》（2012）；合作主編國際論文集《十字路口的金融體系：國際經驗與中國選擇》（2013）；主筆《國際貨幣體系變革與人民幣國際化》（2014年11月，三卷本）。

　　日前，上海交通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麗教授，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聯合舉辦的2015年第14期“鴻儒論道”上，圍繞“人民幣國際化與在岸資本市場建設”，闡述了何為“成功的貨幣國際化”等方面的思考成果。她同時提出，人民幣國際化的終極目標是發揮全球銀行的功能，建成全球經濟金融強國。

　　人民幣國際化上升為國家戰略

　　本世紀初，人民幣未來有沒有可能成為國際貨幣，已經成為學術界討論的話題。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人民幣國際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其背後是中國希望走向一個經濟強國、金融強國的願景。

　　潘英麗指出，從改革開放30年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中國曾是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和鐵桿支援者，通過先貶值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加上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廉價勞動力等有利條件，促進了外國直接投資及來料加工産業的快速發展。然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在促進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儲備資産價值和貨幣主權的損失。特別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與美元持續貶值的反向變動，成為令貨幣政策決策者喜憂參半之事。因此，如何在保持出口持續增長的同時減少美元的使用與積累，就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觀推動力。而過去30年全球經濟的多極化趨勢，則在客觀上要求國際儲備貨幣的多極化與之相適應。OECD（2012）對未來50年主要國家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測報告指出，世界經濟重心從美歐向亞洲轉移的趨勢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仍將延續並加快。中國和印度兩國的GDP總量未來50年將增長7倍。中國GDP佔全球比例將從2011年的17%上升到2030年的28%，美國同期則從23%下降到18%。

　　“從這個角度來看，到2050年，中國經濟體量有可能相當於三個美國，如果我們的財務很大一部分仍以美國國債的方式持有，會帶來怎樣的問題？美元體系會面臨非常大的壓力。”潘英麗指出，這個預測説明，隨著經濟重心從美歐轉移到亞洲地區，經濟多極化和國際貨幣單極化之間的衝突將會加劇，而出路就是用貨幣的多極化去適應經濟的多極化，“別無選擇”。“在這個過程中，現階段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幣國際化，逐步形成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的三足鼎立格局，變成穩定的框架。”

　　金融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

　　潘英麗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要避免為國際化而國際化的實踐誤區。“成功的貨幣國際化”應是一國通過貨幣國際化將國際金融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並在此基礎上促進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本國帶來戰略利益。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應依據上述原則，設立最低與最高目標。

　　她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最低目標是通過大宗商品及金融産品的人民幣計價，避免匯率與美元的不穩定風險。而長期來看，終極目標是實現人民幣的全球銀行功能，通過在岸AAA級公債市場吸收低成本資金，為本土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全球進行有效配置資源。

　　“如果大宗商品或者部分金融市場的金融資産和負債能用人民幣計價，我們幾乎就沒有匯率風險，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交易都用人民幣結算，美元哪天崩潰和我沒有關係，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底線，而這需要通過雙邊的國際經濟政策來推進。”

　　她同時指出，人民幣國際化的終極目標，是作為國際貨幣發行國，在全球扮演一個銀行的角色。“美國是發展成功的全球銀行，它在全球配置資産，獲取高回報，中國未來能否在亞洲地區、全球範圍扮演這樣一個角色？必須要有強大的金融體系和國家信用，這樣才能賺取銀行的高利差。”

　　不過，潘英麗也表示，從全球銀行的角度來看，中國實行資本賬戶開放的時候並沒有到來，因為中國目前仍缺乏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她説：“資本賬戶開放最好的方法之一是發國債，可以用最低廉的成本實現海外資金的籌集，但與此同時，國內的企業與金融機構必須具備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

　　貨幣的國際化對每個國家而言都存在不小的吸引力，但國家經濟等各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無疑是關鍵所在。就美國而言，作為全球銀行的角色，美國在1996年—2010年間實現了4.67萬億美元的凈利差收益，但不可否認其在此過程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如産業結構扭曲、資産經營與負債經營的分離、美元體系成為全球金融市場不穩定因素。

　　因此如果一味學習美國模式，現在看來也有局限性，因為美國出現了産業空心化，特別是製造業越來越少，而國際貨幣背後的支撐一定是出口強國。因此潘英麗呼籲，我國要加強對製造業産業升級的研究，通過強大的製造業出口，賺錢後再到全世界投資。“只有你支配了越來越多的海外資産，才能支援你的貨幣不斷走強。中國是一個實體經濟大國，我們希望全球貨幣體系、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也能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而不是讓虛擬經濟駕馭實體。”

　　共計創造穩定的國際金融環境

　　中國近年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動作不斷，試圖放開資本賬戶與實現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對應短期和長期目標，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策略，潘英麗表示，也應該分為前期即未來5年到10年的策略以及後期策略。

　　前期主要是穩健地創造人民幣的國際需求，中國未來5—10年將致力於這一方面的工作，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經濟金融轉型和在岸資本市場建設，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推進資本輸出，強化海外的商業存在，及目標一致地推進大宗商品與金融市場的人民幣計價；積極佈局和培育人民幣離岸市場，促進人民幣計價、結算和交易網路的形成，擴大規模效應；並從亞洲著手推進國際社會加強對國際匯率波動和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管理，為後期激進釋放人民幣共計創造穩定的國際金融環境。

　　後期則加快釋放在岸人民幣資産的海外供給，最終在2030年實現人民幣在外匯儲備中佔比達到12%-20%，成為全球第三大儲備貨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與美元、歐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創造國際需求方面，首先要加快經濟金融轉型和在岸資本市場的建設，同時也要加速推進人民幣的海外投放，積極促進資本輸出。”潘英麗説。

　　她指出，其中，重點與難點在於後期的人民幣海外投放，實現路徑有三個階段：通過對外貸款或投資以國內過剩産能置換海外凈資産/凈債權；對外國債發行與民間資本進行全球配置，實現負債與資産同步增長；步入成熟期的凈債務積累，債務融資的綜合收益應大於利息成本。特別是，當前中國實體經濟面臨轉型關鍵期，在岸資本建設有望促進資本市場基礎制度的健全，推動在岸政府債券市場、政府AAA信用、市場流動性的發展，成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經濟轉型可持續要靠資本市場

　　人民幣國際化的“戰場”不僅在離岸資本市場，也在在岸資本市場。那麼兩者之間究竟有何關係？潘英麗指出，如果在岸市場不能很好地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完全是一句空話。“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必須從根本上退出金融抑制政策，建立起高效強健的金融體系。”

　　“在岸市場的建設，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講主要是兩個邏輯——假如在岸資本市場不打好基礎，中國經濟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很難實現。而人民幣真正變成國際儲備貨幣，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是最基本的前提。中國這一屆政府如果不能完成中國經濟金融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我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談何貨幣國際化？”潘英麗在演講中強調，在岸資本市場的發展支援中國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的實現，包括創新驅動，都要靠資本市場。這是間接對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前提條件。

　　她認為，更多的海外資産用人民幣來計價，是對人民幣國際化最直接、最大的支援，但這些仍舊不夠，最後一定是在岸資本市場也對海外持有人開放，金融資産具有流動性，使得海外持有人可以隨時套現、買賣，才是人民幣真正的國際化。

　　“各國央行拿著人民幣，你讓它投資什麼？所以最後國債市場一定要對它們開放，讓人民幣的持有者有投資的場所。要實現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海外培育離岸市場，比方説未來把香港的、新加坡的股票、債券用人民幣計價，但在在岸資本市場方面，比方説我們的國債市場，也要保持充足的流動性。”

　　潘英麗認為，中國這樣的經濟大國有必要發展健全的政府債券市場，這一方面可以為中國央行提供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平臺，另一方面則能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市場基礎。“目前中央銀行90%以上的基本貨幣投放依賴外匯佔款渠道，隨著貿易平衡和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推進，央行貨幣政策需要國債市場提供操作平臺，完善收益率曲線，為市場化利率提供基準。此外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要求本土具有規模龐大、流動性充分、安全性、成長性良好的資本市場體系，以滿足各國央行和全球資産組合投資者對儲備資産和流動性的需求。而在岸型國際資本市場的核心就是高信用等級的國債和準國債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