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1890—1974），近代著名氣象學家、教育家。在抗戰期間，作為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領導學校千里跋涉四次西遷，並將浙大建設成為蜚聲海內外、被譽為“東方康橋”的中華名校。

　　山高路險，不棄文脈

　　1937年8月13日，抗戰史上著名的淞滬會戰拉開帷幕，毗鄰上海的杭州很快也籠罩在戰火中。為保全學校和尋求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浙大開始準備避難遷移事宜。8月26日，校長竺可楨赴杭州附近的東天目山考察，決定設分校和臨時辦事處，接納一年級新生報到。之後杭州形勢緊張，11月5日侵華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浙大決定全校集中遷往建德。在舉校西遷之前，竺可楨10月初已先行赴建德覓址，並派人籌建臨時校舍。但這只是浙大遷徙的開始，隨著戰火的蔓延，再遷吉安、泰和，三遷宜山，四遷遵義，在兩年多的烽火歲月裏，浙大師生被迫一路西行，一路播遷，經浙、贛、湘、粵、桂、黔六省，至1940年初定址遵義湄潭，鑄就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浙大的西遷路線和中央紅軍長征路線相似，被譽為是“文軍長征”。

　　作為一校之長，竺可楨運籌帷幄，未雨綢繆，展示了出色的決策、組織才華，早在天目山安置新生之時，竺可楨成立了“特種教育執行委員會”，設立戰時後方服務隊，開辦警衛、消防、救護、防毒等訓練班，規定學生必須參加，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以適應嚴酷的戰爭環境。更重要的是，每次遷徙，竺可楨都親力親為，或先行跋涉勘察校址，研析考量當地的氣候地理、風俗民情、社會狀況等；或積極奔走，爭取國民黨高層或地方要員，借助各方力量保障學校的順利遷徙和運轉。而在轉移時，竺可楨幾乎每次都是最後一批撤離。由於籌劃週密、準備得當、組織有序，雖歷經艱險，浙大的幾次輾轉都是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師生們面對日軍的轟炸也能從容應對，1939年敵機專門轟炸宜山校舍，學生們有序離開校舍避于江邊，“無一重傷”。

　　在浙大西遷時，當時藏于杭州文瀾閣的《四庫全書》也面臨著戰火的威脅，欲轉移至安全地方卻受制于經費、人力、運輸工具的不濟。竺可楨得知此事後伸出了援助之手，先是將庫書運至建德，杭州陷落後又建議教育部長陳立夫將該書運往內地，教育部隨即決定由浙大協運《四庫全書》，為此，竺可楨派專人負責庫書的遷移，先至長沙，又至貴陽。1939年2月，竺可楨因公路過貴陽時還專門查看《四庫全書》的儲藏情況，並提出了“屋須改用瓦片，箱中書籍須曬曝，而該地必須有人主持，因此不能不有預算，約計每月一百六十元之譜”等具體的建議。浙大遷至遵義後，竺可楨又派專門人員協助藏書曝曬事宜。1944年，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貴陽一度受到威脅，教育部接受了竺可楨的建議將庫書運往了更為安全的重慶，使其終免戰火波及。《四庫全書》是我國古典文獻的精華和象徵，文瀾閣藏書歷經波折終得保全，它和西遷的浙大一起流亡，正可謂“山高路險，不棄文脈”。

　　人才為先，精英薈萃成就“東方康橋”

　　1936年任校長時，竺可楨即強調“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並表示要“竭誠盡力，豁然大公，以禮增聘國內專門的學者”。為此，不遺餘力網羅優秀人才成為竺可楨一項不間斷的工作。1936年上任伊始，竺可楨多次登門拜請當時被視為“杭州瑰寶”的馬一浮任教浙大，並滿足馬提出的頗為苛刻的要求，但仍被懷疑“請邀之心非真誠”而不了了之。直到1938年，受到戰爭威脅的馬一浮提出要隨浙大遷移避難，竺可楨並未計較馬的多次失約，這位國學大師方得以入教浙大。在竺可楨的爭取下，浙大聚集了一大批當時各領域的精英知識分子，在他的日記裏經常可以看到和新聘教員會晤的資訊。

　　浙大的人才引起了其他部門的興趣，為將這些人才留在浙大，竺可楨使出各種招數與各方週旋。1940年，中央大學意將張肇騫調往任職，被竺可楨以“浙大植物只張一人”而“竭力阻之”。1941年，教育部長陳立夫想挖角蘇步青，“立夫欲成立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欲請清華之華羅庚、陳省身及浙大蘇步青，陳已允就。正之不肯讓華，余亦不肯讓蘇。”正是竺可楨長期的努力，浙大成為當時學術精英匯集的舞臺。1943年有人撰文分析當時中國各高校研究人員，對此竺可楨認為：“浙大方面提及蘇步青、黃翼與羅宗洛、談家楨，但未及貝時璋、何增祿。大概而論，尚稱平允，但遺漏亦不少……物理方面何增祿與王淦昌二人對於光學與理論物理實均極有根底，惜無機緣發展耳。”雖是為當時浙大同人不被世識頗感不平，但也體現了竺可楨對教師品質的自信。

　　隨著學術精英的匯集，竺可楨的另一個教育理念也得以逐漸變成實踐，“大學因為包涵萬流，所以成其為大”。到達宜山後，浙大新成立了師範學院。1939年1月又決定將原來的文理學院分為文學院和理學院。1945年抗戰勝利後又開始籌設法、醫兩院，至1946年返回杭州時，浙大已成長為一個擁有文、理、農、工、法、醫、師範7個學院27個係的綜合性大學，這是竺可楨對浙大也是對歷史交出的成績單。

　　1944年，著名的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先後兩次參觀浙江大學，他對浙大在艱苦條件下學術氣氛濃郁、科研成就拔萃印象深刻，讚譽浙大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是“東方的康橋”。這既是對浙大的讚譽，也是對竺可楨的褒獎。

　　愛生如子，戰火中培育國之英才

　　在天目山安置新生之時，竺可楨著手試行一種新的制度——導師制，他曾在日記裏寫下，“此間導師制制度實行以來尚稱順手，學生既覺有一師長時可問詢，而老師亦有數青年為友不致寂寞……如昨星期日，天氣既值秋高氣爽，導師與學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約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係。”正是天目山試驗的良好效果，竺可楨決定“抵建德後行導師制，三、四年級以系主任為導師，二年級則另行選擇”，導師制開始在全校落實推行。這一創舉也得到了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認可，1938年5月，教育部派員到浙大視察，對導師制十分關注，之後還褒獎浙大是當時各西遷大學中維持教學秩序和確保教學品質最好的一所。

　　即便是在當時艱苦的教學條件下，浙大的教學品質卻未打折。因遷徙和空襲常導致學生提出停課要求，竺可楨通常是“雖和平而極堅決”地反對，除了正常的轉移和避險外，不停課不停學是竺可楨堅持的一條原則。1940年，就有學生因學分不足、成績過差、論文未成等原因而無法畢業，有的借讀學生因成績不合格則被要求退學，面對一些師生的求情，竺可楨也並未降低標準。但在有些方面，竺可楨對學生們合理的要求又格外支援。在泰和期間，竺可楨甚至允許學生們到附近的湘潭、株洲等地旅行實習，並給予津貼補助，這在當時戰爭迫近、漂泊流離的條件下，是一件頗為難得和大膽的決定。

　　抗戰時期，學生們常以頻繁遷徙、戰火威脅、政治黑暗等為由對校方表示不滿，甚至對竺可楨進行刁難和攻擊，竺可楨雖表示很“痛心”，但並未採取強硬措施，有時在得知有學生可能對其採取極端行為時也只是置之不理。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學生的政治言論和行為異常敏感，多次向浙大發出所謂的“警告”名單，但竺可楨反而多次為上了“黑名單”的學生們進行辯護。1942年1月16日，浙大學生組織了“倒孔遊行”，竺可楨擔心學生和軍警發生衝突，特意赴現場進行勸阻，無果後親自領隊遊行，並囑咐軍警不要與學生發生衝突，在竺可楨的協調下，出現了學生在前面喊口號貼標語，軍警在後面監督撕標語的場面，避免了雙方的直接衝突。事後面對當局的指摘和壓力，竺可楨儘量保護、營救被捕的學生併為其開脫。憑著這種“愛生如子”、“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擔當，竺可楨將浙大構築成了一個民主堡壘，而浙大師生也親切地稱其為是“浙大保姆”。正是保持了一種寬鬆包容民主的氛圍，教學方面又嚴格把關勇於創新，竺可楨治下的浙大培養了李政道、葉篤正、程開甲、谷超豪等一大批優秀人才。

　　1938年11月19日，在竺可楨的倡議下，浙大校務會議將“求是”定為校訓，之後他又多次闡述“求是”的內涵：追尋真理、明辨是非、愛國救亡、奉獻社會、勇於犧牲。竺可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是“求是”精神。他的抗戰年代是一個人和一所大學、一種精神與一個時代完美結合的歷史。棟樑如斯，中華焉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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