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一個貧而弱的農業國抵禦日本這個現代化工業國的進攻，如何維繫經濟不至崩潰，為抗日戰爭提供基本的物質基礎，成為中國能否堅持抗戰的重要原因。中國人民歷經千難萬苦，從人力、物力、財力上全面支援抗戰，海外華僑以捐款、僑匯、貿易、投資等方式支援祖國的抗戰，國際盟友也給予中國抗戰巨大的物質支撐，這些都為持久抗戰的最終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

　　70多年前，在艱苦卓絕、全民奮起的抗日戰爭中，較量的不僅是二者的軍事實力，而且是包括經濟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的較量。其時，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而落後的農業國，日本是一個地域狹小卻先進的工業國。不論是國民黨政府領導的大後方，還是中國共産黨抗日根據地，都制定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政策，為堅持抗戰提供了物質基礎。

　　大後方的經濟與正面戰場的抗戰

　　法幣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工業內遷支撐了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戰，田賦徵實緩解了通貨膨脹，國民黨政府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為把抗戰進行到底提供了物質保障。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全面侵華的野心昭然若揭，國民黨政府為應對日本的侵略也著手進行各種準備。1933年國民黨政府在全國廢兩用元，一切交易不再用銀兩，改用銀元，中國貨幣開始走向統一。1935年11月，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幣改革，規定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法幣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為抗戰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法幣得到廣泛流通後，國民黨政府可以最大限度集中白銀等重金屬，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急需的各種戰略物資。鋻於中國工業之精華多在沿海，隨著對西北和西南的掌控，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在西北和西南的工業佈局，1937年在西南地區以投資、合辦形式控制的工廠達到23個，生産電153.3萬千瓦時、煤2萬噸、凈鎢砂11926噸、銻14597噸、精銅9噸、鐵砂6313噸、電訊機425具，形成了以採礦、冶金、機械、化工、電氣為主體的國防工業體系。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加快了西北和西南地區的交通建設，1936年至1937年7月，共修築鐵路2030公里；七七事變前公路里程達到11.5702萬公里，初步形成了縱貫全國的交通網。這些措施都為堅持大後方的抗日奠定了基礎，例如，在抗戰頭兩年僅鐵路就輸送兵員1100萬人次，軍需物資300萬噸左右。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開始意識到工業內遷的重要性，沿海工業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大規模內遷。截至1940年底的不完全統計，遷入內地的工廠達445家，其中兵器工業18家、冶金工業2家、礦業8家、機器製造業181家、電器製造業29家、紡織工業97家、食品工業22家、文化教育用品工業37家，以及其他各業17家。抗戰時期，大後方兵器工業能夠充分滿足國民黨軍隊重機槍、迫擊炮、槍擲榴筒、槍擲榴彈和手榴彈的消耗；能基本滿足步槍、輕機槍、槍彈、迫擊炮彈的消耗，支撐了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內遷的其他工業企業，成為大後方工業體系的骨幹。

　　由於政府收支不平衡、物質供給不足、外援斷絕等原因，從1940年開始，大後方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指數以1939年6月為100計，則1941年12月已高達1029。為應對危機，國民黨于1941年3月召開五屆八中全會，決定“以軍事第一與經濟國防化”為原則對經濟實行全面統制。在所有的統制政策中，以戰時的糧食統制最為重要。1941年下半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各省田賦，全部徵收實物，供需由中央統籌。田賦徵實保證了軍隊和國家機關人員的糧食供給，節省了國民黨政府購買糧食的鉅額開支，減少財政支出，減緩了惡性的通貨膨脹。據統計，1942年至1944年田賦徵實折成法幣，約佔國民黨政府各年財政收入的32.66%、49.14%、54.68%。總之，國民黨政府對於國民經濟的全面統制，維護了大後方基本的經濟秩序和生産，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為把抗戰進行到底提供了物質保障。

　　雖然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工業，利用統制政策維護經濟運作的基本秩序，然而，大後方的物質供給並未得到明顯增加，由於龐大的軍費開支，政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大後方人民為了抗日戰爭最終的勝利勉力苦撐，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根據地經濟建設和敵後戰場抗戰

　　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各根據地把農業放在第一位，減租減息、擴大生産、精兵簡政，還將發展公營經濟作為緩解財政困難、促進抗戰勝利的重要措施。在多種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各根據地的經濟均有所發展，為敵後抗戰奠定了物質基礎。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中國共産黨深入敵後，創立根據地，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正面作戰。抗日根據地孤懸敵後，地域偏僻，經濟落後，中共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實施了卓有成效的經濟政策，為鞏固根據地、堅持抗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農業是根據地最主要的産業，在戰時情況下，戰爭所需要的糧食、布匹和其他各種物質，主要來源於農業生産。為此，各根據地將發展農業放在中心的位置。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明確指出，農業應該放在第一位。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是中共發展農業的基本政策。減租減息在不損害地主過多利益的前提下，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改善了農民的經濟地位。它將地主階級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調動了廣大農民支援抗日的積極性，使農村社會各階層共同匯集在抗日這面旗幟之下。除此之外，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各根據地積極發放農業貸款貸糧，制定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繁殖牲畜、種植棉花、植樹造林等有關獎勵政策，及時調劑糧棉種子，打制各種農具，派出部隊保衛春耕秋收，組織機關人員幫助群眾生産，修訂抗戰勤務條例，以保證農業生産的時令和所需人力畜力等。為節約民力，軍隊在戰鬥之餘也積極參加到農業生産之中。從1941年起，各抗日根據地的軍隊、機關、學校廣泛開展大生産運動。為了儘量減輕根據地群眾負擔，各根據地還開展了大規模的精兵簡政。大生産運動和精兵簡政，不但大大改善了機關、部隊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減輕了根據地人民的負擔，密切了中共與根據地群眾的關係。正如毛澤東所説的：“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質問題，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産的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

　　雖然農業是抗日根據地的主要産業，但是，經濟的運作須臾也離不開工商業。各抗日根據地將發展公營經濟作為緩解財政困難、促進抗戰勝利的重要措施。根據地的公營事業主要包括政府經營的鹽業、工業及商業；軍隊和黨政機關經營的農、工、商業。在發展公營經濟的同時，抗日根據地也注重保護私人工商業。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們對於資本主義採取調節的政策。包括發展中農的生産運動，辦好消費合作社扶助中農生産，與富農競爭，成立商品合作社扶助小手工業生産者，廢除苛捐雜稅培植小商業者，發展國防工業與資本主義競爭，大膽讓資本主義去發展而不壓制資本主義，對於勞資關係也採取調節的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提出：“勞資間在訂立契約後，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否則，工廠關門，對於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應該吸引願來的外地資本家到我抗日根據地開辦實業。應該獎勵民營企業，而把政府經營的國營企業只當作整個企業的一部分。凡此都是為了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應該避免對任何有益企業的破壞”。1941年1月15日，《解放》週刊發表《論抗日根據地的各種政策》的社論，明確提出“我們歡迎他地的資本家到抗日根據地上開辦實業，並切實保護他們的營業”。公私兼顧、發展工商業的政策措施，促進和推動了根據地經濟的發展。

　　金融貿易政策是根據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抗日戰爭期間，各根據地都發行了自己的貨幣，這些貨幣在穩定根據地金融秩序、活躍根據地市場、促進根據地經濟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對外貿易方面，實行“管理進口，保護出口”的貿易政策。這種政策有利於各個根據地輸出産品來換取根據地急需物資，維護根據地經濟安全和物資充裕，同時能起到保護和支援邊區實業，活躍邊區市場，增加根據地政府稅收等作用。

　　在多種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各根據地的經濟均有所發展，為敵後抗戰奠定了物質基礎。陜甘寧邊區糧食産量逐年增長，1944年糧食産量比1937年糧食産量將近多出一倍。其他根據地農業建設的成績也很大，晉綏根據地軍隊于1943年開荒20余萬畝，相當於群眾開荒總數的1/3，收細糧3萬餘石，養豬1萬餘只，做到了每人每月食肉3斤。抗戰初期，各根據地工業幾近空白，經過艱苦的努力後，各根據地創辦了紡織廠、造紙廠、製革廠、被服廠、農具廠、制藥廠、兵工廠等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以棉紡織業為例，陜甘寧邊區1943年擁有紡車120255架，紡紗417852公斤，織布63334大匹。農業、手工業和工業的發展帶來了貿易的繁榮，抗戰前延安只有店舖100多家，到1943年就發展到400多家。1944年陜甘寧邊區對外貿易實現19億元邊幣的出超。

　　1941年起，中共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各抗日根據地不但堅持下來，而且1943年之後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各抗日根據地的面積人口都有了新的發展。到1945年春，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武裝力量達到91萬人，不脫産民兵200萬人，抗日根據地總面積達到95萬平方公里，總人口9550余萬，這其中，採取正確的經濟政策、大力發展根據地經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華僑對抗日戰爭的經濟貢獻

　　全世界800萬華僑中有400多萬人參加了捐款，中日兩國僑民對本國捐款之比為31：1。八年全面抗戰海外華僑捐款總額達13億多元國幣。不僅如此，抗戰時期華僑在國內投資近18億元，掀起了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高潮。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全體成員的抗戰。海外華僑雖遠離祖國，但心繫抗戰，他們以人力物力積極支援抗日戰爭，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海外華僑在經濟上支援抗日戰爭，主要通過捐款、僑匯、貿易和投資等幾種途徑。

　　捐款是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主要方式。戰時華僑捐款從“九·一八”事變時已經開始。捐款的階層極其廣泛，從僑領巨商到生活清貧的工農大眾無不參加捐款。當時全世界800萬華僑中，有400多萬人參加了捐款，中日兩國僑民對本國捐款之比為31：1。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的統計，八年全面抗戰海外華僑捐款總額達13億多元國幣。華僑的大量捐款，是戰時國民黨政府財政經濟的重要補充、支援祖國長期抗戰的重要財源。

　　僑匯是指華僑寄給家眷的日常生活費用。由於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在對外貿易中長期處於入超地位，僑匯彌補了入超造成的外匯虧空，被認為是中國無形的輸出。從1931年起，僑匯數量逐漸遞增，彌補入超的百分比愈來愈大。1937年至1940年，僑匯與入超比例分別是411%、521%、414%、232%。抗戰時期的僑匯，一方面墊補了政府大量軍費開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民黨政府的軍費開支約123億元，當時僑匯即有53億元，相當於國民黨政府總收入的1/4，相當於軍費開支的43%；另一方面，大量的僑匯充作法幣準備金，促進法幣的流通，鞏固了法幣在國際上的信用。

　　積極從事與祖國的商業貿易，是華僑支援祖國經濟抗戰的重要途徑。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南洋華僑與祖國貿易關係日益密切。七七事變前，我國由南洋各國經常進口貿易為2.6億元至3億元，出口為2.6億元至4億元；1940年，進口額增加到9.2億元至11.9億元，出口增加到10.1億元至16.6億元。華僑在我國與南洋的戰時貿易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國多從南洋進口米、膠、油、藥等戰爭急需或國內緊缺物資。1940年，中國農業嚴重歉收，南方15省稻穀夏收較往年降低20%，農産品總量減低10%，重慶大米價格指數從5月間213上升到12月間的1004，國民黨政府到南洋購買了3萬市擔米糧，及時補充了我國戰時的糧食不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洋各地很快被日軍佔領，國民黨政府困守大西南，財政經濟出現較大困難，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大量僑匯斷絕、貿易中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抗日戰爭期間，很多華僑直接在國內投資，穩定和繁榮了中國抗戰時期的經濟。為開發和利用大後方的經濟資源，國民黨政府先後制定了《非常時期華僑投資國內經濟事業獎勵辦法》《指導歸僑墾殖暫行辦法》等。海外華僑積極響應祖國的號召在祖國投資，其資本主要集中在工礦業、墾殖業和金融業。據統計，抗戰時期華僑在國內投資近18億元，掀起了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高潮。戰時的華僑投資是對抗戰時期的中國經濟的又一貢獻。如南洋僑領張百基所説，華僑投資可以大量開發資源，可以穩定後方資源，可以抵制敵貨流入，可以發展海外國貨，可以充實國防利器，可以代替當前捐款之外匯，可以維繫華僑愛國之重心，可以拒絕敵偽挑撥之陰謀。

　　78年前中日之間全面戰爭爆發。中國以一個貧而弱的農業國抵禦日本這個現代化工業國的進攻，如何維繫經濟不至崩潰，為抗日戰爭提供基本的物質基礎，成為中國能否堅持抗戰的重要原因。由於特殊的政治原因和其他客觀條件，中國的抗日戰爭形成了兩個戰場，然而無論正面戰場抑或敵後戰場，在抗日戰爭中面臨的經濟問題的本質是相同的，都只能通過悉心合理利用現有的經濟資源來克服困難，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從歷史進程來看，中國人民歷經千難萬苦，從人力、物力、財力上全面支援抗戰。海外華僑以捐款、僑匯、貿易、投資等方式支援祖國的抗戰，國際盟友也給予中國抗戰巨大的物質支撐，這些都為持久抗戰的最終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