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計劃在10月訪問哈薩克等中亞國家，目前正在研究利用幾天時間訪問包括土庫曼和吉爾吉斯斯坦在內的全部中亞五國的方案。

　　如果此次訪問成行，這將是日本首相時隔近9年再次訪問中亞。有趣的是，安倍最初計劃於今年8月下旬出訪，但為了審議安保法案而調整了日程。

　　媒體普遍認為，安倍訪問中亞五國，除了經濟合作外，也有掣肘中國這一秘而不宣的目的。

　　戰略上重視中亞

　　這將是安倍首次訪問中亞五國，僅僅在表面上就有著多重目的：分享中亞地區豐富的能源從而使日本能源供應地多樣化、擴大日本在該地區的基礎設施等投資、加強經濟聯繫，同時還有意達成和俄羅斯之間的外交談判。

　　據日本媒體報道，安倍不僅將在首站哈薩克推動日本的核電技術出口，還會在最後一站烏茲別克表態在通信設施等方面提供支援，併發表總結性演講。

　　不僅如此，自2004年開始，日本就與中亞五國建立了“中亞五國+日本”外長級對話機制，至今已進行了五次。安倍頻頻示好並加強與中亞國家的關聯是有其原因的。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劉雲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採訪時指出，首先從戰略而言，安倍上臺後在外交上一直“跟隨”中國，牽制中國，中國訪非洲，安倍也訪非洲。可以説，安倍去中亞也是種可預見的行為模式；其次，日本希望借力中國打通的“一帶一路”，加強與中亞地區的經濟合作。

　　劉雲指出，中國“一帶一路”構想的原型是西進戰略，核心為“一帶”，也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其中，中亞對於中國的意義非常大，一方面，作為“西進”戰略的延伸，其與中國積極發展經貿合作；另一方面，中亞是中國重要的能源中心，大量天然氣從哈薩克輸入中國，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哈薩克—中國的天然氣管道分為兩部分，穿越哈薩克的土庫曼—烏茲別克過境管道段，哈薩克管道段。兩段管道共同將上述三國的天然氣輸送至中國。

　　劉雲指出，相較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包括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要更大。反之，日本在“海上”的影響力更大，因為日本長期經營東南亞地區。早在二戰前，日本就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將東南亞國家作為其經濟腹地進行殖民統治。二戰後，日本又以政府開發援助（ODA）和戰爭賠款的方式重新回到了這片區域，在當地經濟上形成了較大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難撼中國影響力

　　安倍重視中亞是其經濟戰略的延伸，而對於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打通的中亞地區，日本也欲從中分羹。

　　在中亞地區，日蒙間交流較深，日本希望以蒙古為駐點向西拓展，消除在該地區的“經濟合作真空”。

　　劉雲介紹道，此前日本駐華大使館官員就希望借助中國打通中亞的方式進入中亞地區。在中國的日本企業也很看好中亞地區，希望在經濟業務上有所發展，甚至不少日企將發展的核心轉入新疆地區。

　　另一方面，從更廣泛的地區和全球格局來看，日本此舉意在牽制中俄。劉雲指出，安倍上臺後跑遍全球以增加其國際事務的影響力，而到訪中俄的“後院”，難免有美日的共同行為在背後。

　　當然，中亞國家也能從日本的“心思”中獲益良多。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亞研究室助理研究員王聰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從外交角度看，開展大國平衡多元外交是中亞國家一直奉行的政策。這不僅是中亞國家為達博弈平衡的被迫選擇，更是各國謀求更多利益的主動之舉。

　　王聰表示，日本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雖不及“中美俄”等“第一梯隊”，但就其實力而言，也屬於“第二梯隊”裏的高端“玩家”。拉攏日本使得博弈更加激烈，大國之間才能彼此制衡，中亞國家才能從中“左右逢源”。

　　那麼，安倍的出訪會否影響中國和中亞五國的關係？

　　劉雲認為，可以看到，日本目前在中亞地區有一定的間接影響力，如蒙古等國不少家用車都是從蘇聯輸入的日本二手車，但相對較弱。此外，中亞地區與中國、俄羅斯的經濟和政治往來遠遠大於日本，日本很難通過這次訪問達到撼動中國和俄羅斯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可以説，安倍訪問中亞五國對中國有影響，但非常有限，不足以撼動‘一帶一路’和中國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劉雲説。

　　中亞五國的考量

　　■本報記者劉旭穎

　　日本有經濟和戰略上的需求，而中亞五國也有合作的需要。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亞研究室助理研究員王聰認為，從經濟層面來看，安倍出訪在一定程度上利好中亞國家的經濟發展。

　　王聰指出，目前，中亞國家經濟都面臨二次探底的風險。以哈薩克為例，2015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同比增長2.3%，1~6月增幅是1.7%，都遠低於此前設定的4%~6%的增長，經濟持續下行。

　　這其中有多重原因。王聰分析指出，首先，油氣、貴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中亞國家都是原材料出口型國家，原材料價格衝高無望對於各國預算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負面影響巨大。

　　其次，隨著美聯儲加息預期不斷升溫，國際資本加速從新興市場回流到發達國家，中亞國家“失血”嚴重。哈作為中亞最具有投資影響力的國家，也出現資本凈流出的現象。

　　再次，中俄等國經濟疲軟、外需不足。中亞國家的私人投資和私人消費擴張有限，經濟主要靠政府購買和凈出口來拉動，但是今年以來中亞國家的外貿額都出現明顯降幅。如2015年上半年，哈薩克外貿總額下降36.1%，吉爾吉斯斯坦下降13.5%。

　　王聰認為，此時能夠從日方尋求資金和市場支援，對於中亞國家走出危機、實現經濟轉型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從中亞國家與日本合作史來看，中亞國家在經濟上總是受益匪淺。王聰指出，一般而言，雙方的互訪總是能夠簽署大量合作協議。如2010年8月，日本外相岡田克也訪問烏、哈兩國，出席了第三次“日本+中亞”外長級對話。日方表示將在交通、能源、工農業、生態等方面與各國展開深入合作。2013年2月，哈副總理兼工業與新技術貿易部部長伊謝克舍夫訪日，會晤了日本經濟産業相茂木敏充，雙方簽署了多項協議。如哈對日鋼鐵出口增加協議，哈投資出口促進署與日本千代田公司備忘錄等，兩國還就締結投資保護協議達成共識。這些都是在高訪時達成的協議。

　　此外，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對中亞國傢具有較大吸引力。這些無償或低息貸款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亞國家政府的社會公共職能的有效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