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些人看民國時期，總覺得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黃金時代。其實，民國如同被歷史敘述者施以脂粉的女子，固然有面容姣好的時刻，但也有卸粧之後的鬼影憧憧。上個世紀前二十年，一度盛囂塵上“靈學”就是一例。

　　所謂“靈學”，按時人説法是研究靈魂的“科學”。1917年，上海成立了“上海靈學會”，出版“專業刊物”《靈學叢志》。1920年，北京又成立了“北京悟善社”，出版《靈學要志》。細究起來，這股一南一北遙相呼應的“靈學”思潮乃土洋迷信結合之産物。早在19世紀中葉，英國人就開始研究“靈學”，1882年在英國成立了靈學研究會，影響很大。差不多同時，日本學者也頗熱衷於靈學研究，並熏染到留日的中國學生。洋出身讓“靈學”顯得格外高大上，而中國傳統的扶乩迷信則幫助舶來的“靈學”找到了本土軀殼，推動其在中國社會成功上位。以上海靈學會而言，“遇有精微不可通之故，則借經于扶乩，以遞人鬼之郵，以洞幽明之隔”。

　　《靈學叢志》經常刊登一些“靈魂攝影”，也叫“鬼影”。比較著名的一幅是前清翰林徐定超的鬼影照片。徐定超是浙江溫州人，在清為官時以敢言著稱，多次彈劾朝廷大員，又飽讀詩書、精通醫經，曾出任清代京師醫學堂總教習、兩浙師範學堂監督。1917年11月，70多歲的徐定超從上海坐普濟號輪船回溫州時，不幸遇難。家人哀痛不已，以扶乩的方式招來了徐的靈魂。更奇葩的是，竟然是徐定超的鬼魂告訴家人如何為自己留影，“吾知兒孫哀思殊切，特留靈魂照相，以慰孝思。可于初九夜十句鐘後，用白布懸堂前，照以電燈，為吾攝影”。於是，家人依計而行，“當晚即在班老生前書房用藥水將玻片洗滌，及竣則皓發垂胸之班老立於其中矣！”

　　今天我們説到封建迷信時，總會聯想到頑固、守舊，但在當時，不少“靈魂攝影”的信奉者卻十分洋氣。做過民國政府外交總長、司法總長的伍廷芳，是留學英國的法學博士，受過現代教育又吃了多年洋麵包，卻是一個“靈學”死忠粉。據説他在美國時，親身體驗過和鬼影合照，鬼魂就站在伍廷芳身後，其中一人為已死去半年的英國駐美國總領事。在上海靈學會的發起人名單中，我們看到了出身無錫扶乩世家的楊光熙、楊璇父子，這不足為奇，但我們還看到了近代著名醫學家丁福保、中華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等新派社會名流。據丁福保自述，一開始，即便伍廷芳言之鑿鑿，他也不信“靈魂攝影”之説，直到見了徐定超的照片，自己又親身監督上海靈學會試驗幾次，才“豁然無疑”。陸費逵則説，他本不信鬼神之説，且十多年來主張破除迷信，但後來親眼見到楊氏父子扶乩之神，“始而疑，繼而信”。

　　或許是因為當時“科學”二字正如日中天，上海靈學會也曾試圖給“靈學”帶上科學的面紗。靈學會會員姚作霖就認為，中國其實早有靈學，但缺乏“科學規範”，“信者又不能以科學的方法研究真象，僅僅舉其靈跡，集其懲勸之詩文，刊行分送，使讀者不過與太上寶箋玉歷寶鈔等類齊觀”。另一位會員余冰臣甚至提出，“靈學者，實為凡百科學之冠，可以浚智慧，增道德，養精神，通天人。”中國科學社和《科學》月刊的創建人任鴻雋一度也受到矇騙，認為靈學和天演論、相對論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應該大力普及。但他畢竟是科學家，很快就回復到清醒的頭腦，開始質疑靈學，並明確説所謂“靈學”實質是偽科學。

　　當時，積極為“靈學會”站臺的人中，還有做過民國大總統的黎元洪和著名思想家嚴復。黎元洪是一介政客，不甘寂寞，借靈學之手刷一下“存在感”倒也不足為奇。嚴復是把開啟近代中國民智的盜火者，何以也甘為靈學推手呢？細讀嚴復與靈學的思想糾葛，似可品出另一番滋味。在嚴復看來，世界上的事，尚有許多在科學“邊界”之外。用他的話來説，“世間之大，現象之多，實有發生非科學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憪然遂指為虛？此數十年來神秘所以漸成專科。”他還認為，正因為靈學神秘，更需要用科學來研究。“每有極異之事，庸愚人轉目為固然；口耳相傳，亦不問證據之充分與否，此最誤事。故治靈學，必與經過科學教育，於此等事極不輕信者為之，乃有進步。”嚴復還説，自己生平未聞一鬼，未遇一狐，因此，《靈學叢志》的鬼神諸論，“什九能為駁議”。也就是説，嚴復雖不否定靈學，但抱定的其實是一種謹慎觀望、外部研究的態度，這和靈學會的成員投身其內，認定靈學就是“科學”存在微妙區別。

　　與嚴復的曖昧態度不同，陳獨秀、錢玄同、胡適、魯迅等多位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先驅對靈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劉文典指出，鬼神論“害之所極，足以阻科學之進步，墮民族之精神。此士君子所不可忽視，謀國者所當深省也。”魯迅説得更加痛快，“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辦法來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羼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都帶了妖氣。”

　　今天，距離“靈學”熱已有一百年了。一百年來，迷信和偽科學的妖風時有颳起，頂著通靈帽子的各色“大師”不時活躍在人們生活的明處或暗處，往往還能得到一眾政客、文人的背書。這一切，似乎也在警示我們，提升國人科學素養的任務依然沉重，新文化運動諸賢當年的告誡也並未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