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本報日本分社多次收到一位名叫臼井芳雄的日本老人的傳真，説是想在中國媒體上刊登尋人啟事。70多年前，他父親所在的侵華日軍在湖南駐紮時，曾經拷問過一名中國村民，並致其傷殘。他希望找到這位受害者，替父輩贖罪。

　　戰爭的記憶如何在兩代人之間傳遞？一聲遲來的道歉又為何選在70年後？帶著這些疑問，記者在東京杉並區一幢略顯破舊的民宅中，找到了臼井芳雄。

　　今年63歲的臼井芳雄翻開封面已經脫落的家庭相冊，向記者講述了父親臼井英雄的戰爭回憶。1939年，當臼井英雄被徵召入伍時，還只是個18歲的高中生，剛剛訂婚。他跟隨的部隊從中國上海登陸後，整編加入“上海警備第一部隊”，駐屯在浦東及崇明等地。之後，這支部隊幾經擴充變更，先後輾轉于江浙贛鄂等地與八路軍等抗日隊伍作戰，最後在湖南省華容、岳州附近駐紮，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

　　在臼井芳雄的記憶中，父親並不願提起當年的事情，但每每説起總離不了“殘酷”兩字。父親曾説，所在部隊的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學生、農民，只接受過非正規的軍事訓練。為了“練膽”，上級軍官就把中國俘虜拉來當活靶。新兵不敢動手，軍官就以天皇的名義強行命令。由於手法不熟練，活靶往往被砍得面目全非才求得一死。部隊還經常到當地村民家裏擄掠年輕女性。年邁的中國母親眼睜睜看著女兒被日本兵架走，跟在後面一路嚎哭。

　　有一件事在臼井英雄心中留下深刻記憶。不記得因為什麼事，部隊抓來一名20歲左右的男性村民拷問。軍官用槍擊落了村口的大鐘，令這名男子跪在地上，將雙手反綁在鐘上進行拷問。仲夏的烈日將金屬大鐘曬得滾燙，看得出他非常痛苦。這是日軍當年拷問中國普通村民慣用的手法。大約一年後，臼井英雄在街頭偶然遇見了這位村民，發現他雙手連一個手指都沒有了。

　　日軍不僅對中國軍民非常殘酷，就是對自己的士兵也缺乏人性。上級軍官常常要下級士兵把妻子和戀人寄來的家信當眾朗讀，以此取樂。臼井英雄對這些做法非常痛恨，就當著上級的面把未婚妻的信撕碎，結果遭到毆打。在部隊移防途中，有些士兵水土不服感染疾病，按規定應該抬上擔架。但是為了保證運送彈藥糧草，不少病號被就地遺棄，自生自滅。

　　日本戰敗投降後，臼井英雄回到東京，從事氣象儀器設備的開發工作，並與等待了6年的未婚妻成婚。

　　臼井芳雄説，父親1987年去世後，他接手了父親的研究所，對政治不太關心。但最近兩年來，他感覺日本社會的氣氛越來越像戰前，政府不顧民意強行推行新安保法案，戰犯甚至被某些政治勢力當成英雄，而不少年輕人對侵略歷史一無所知。

　　為了貼補家用，臼井芳雄在業餘兼職開計程車。有時候，他和乘客聊起修憲等話題，表達對日本重新走向戰爭的擔心，換來的常常是對方的無動於衷。看到網路上經常出現一些否認戰爭的言論，他就公開真實姓名，把父親的故事説給大家聽。這也促使他更多關注70多年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他説，日本對戰爭至今沒有徹底反省，這是日本社會今天走向右傾的原因之一。

　　中學時代，一位名叫安藤的教師告訴臼井，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鄰居，要好好研究和中國有關的歷史。2014年8月，他參加了日中友好協會，開始學習中文。在參加活動的過程中，他對侵略戰爭有了更多了解，也為兩國政治家開創的中日友好事業折服。為了日本能繼續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為了日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能夠持續，他産生了尋找受害人替父親謝罪的念頭。

　　年代久遠，加上父親沒有留下具體的地址，他只知道那位受害者可能生活在湖南臨湘縣長安、華容縣北景港或者岳州一帶。根據父親的講述，臼井芳雄手繪了中國村民被縛拷問的場景。為了表示誠懇，他還在提供給記者的每份證言材料上都蓋上了自己的印章。他表示：“如果那位受害者還在人世，我想去中國替父親謝罪。”他要以證人的身份，對那些企圖掩蓋罪行的聲音給予有力的回擊：歷史不容篡改，戰爭不能重演。記者 田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