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條“娛樂新聞”當真“娛樂”。

　　先是喜劇演員賈玲惡搞花木蘭，遭到了木蘭文化研究中心的批判。隨後，賈玲道歉。值得玩味的是，原本輿論幾乎是一邊倒地批評賈玲，認為其作品過於惡俗，而賈玲道歉後，輿論反倒分裂成兩派。一派説，花木蘭是文化當中的一個正面符號，不應被娛樂，甚至醜化；另一派覺得對民間傳説進行再創作未嘗不可，將其上綱上線是對藝術的扼殺。

　　于這個時代來説，無論是痛心疾首還是口誅筆伐，都如潮起潮落，很快偃旗息鼓。這個時代的好處是，凡事盡可遊戲化，看個熱鬧，便作鳥獸散。不過於筆者而言，卻感覺自己如同被人當頭潑了一桶狗血，縱是洗乾淨了，心裏仍有個疙瘩。何況，筆者實難以認同所謂“上綱上線”的評價，忍不住要説説。

　　要説木蘭，那真是挺冤的。

　　據史料記載，木蘭在我國歷史上確有其人。不過，其生平的確是撲朔迷離，從北魏時期到唐朝、明朝、清朝，不少時代都出現過歌頌木蘭替父從軍的記載和文學作品，而且一會兒姓朱，一會兒姓魏，還有姓任、姓韓之説。堂堂一位巾幗英雄，連姓都傳亂了，也難怪會被今人當成民間傳説。

　　有了這個前提，前文的紛爭也就不難理解了。若將其當作一個嚴肅的文化符號，即便是喜劇演員要進行創作，怕是也會好好掂量一下分寸。換言之，怎樣看待木蘭，最終決定了我們對賈玲事件的判斷。

　　木蘭究竟怎樣，是歷史；我們怎樣看待木蘭，就是歷史觀。

　　史觀一説，一直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史觀講究去偽存真，追求細節的真實，從微觀層面還原歷史。而廣義的史觀，則要從宏觀上形成對歷史的看法，也就是歷史共識，簡化後便是所謂的“文化符號”。二者各有側重，且功能不同。但後者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説，顯然更有意義。

　　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楊貴妃的歷史符號就是美女：“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因為她姿色過人，才有“三千寵愛于一身”；才有玄宗皇帝不問政事縱情聲色，以致軍政大權旁落；才有安祿山拜其為母，卻和“母”有著説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後來安史之亂以及貴妃縊于馬嵬驛的結局，都有其姿色的因素貫穿其中。這是廣義史觀的觀點。

　　但事實是，唐朝以豐腴為美，北方尤甚，這一點，大把的宮廷仕女圖可以作證。而貴妃好紅粧，五代王仁裕在《開元天寶遺事》上曾記載，“貴妃每至夏日……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換句話説，僅從史實來看，傾國傾城的貴妃娘娘，在今天看來，不過就是一個濃粧艷抹的胖子，而且一齣汗就掉粧。

　　如果真的作此判斷，那便是狹義史觀了。按照這一思路，安史之亂中三位男女主角錯綜複雜的關係，怕也和“愛江山還是愛美人”搭不上關係了，而是兩個大權在握、嫌美愛醜的男人和一個外在不一定美、內在尚不知的女人之間的愛恨情仇，絕對狗血至極。

　　為什麼一個濃粧艷抹的胖女人，經過歷史的描繪，會變成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是歷史學家都瘋了嗎？顯然不是。

　　以今天的審美來看，楊貴妃的容貌不過爾爾。但在她所生活的年代，她確是美女，而且美到禍國殃民。究其根本，不是她長了一張有爭議的臉，而是時代在變，審美也在變。或者説，她的美，只是唐代審美的歷史符號，不代表更早的過去，更不代表今天或者未來。指望她美得縱貫古今，確實是難為她了。

　　這就是廣義史觀告訴我們的道理。

　　木蘭也是如此。放在女人能頂半邊天的當代，木蘭充其量也就是個女漢子。可放在古代，就只能用驚世駭俗來形容了，泱泱大國上下五千年也沒出幾位，除了楊門女將等等，也只有木蘭了，無怪乎史稱其不讓鬚眉。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史觀的兩個維度。是“就古論古”而後“以古鑒今”，還是“以今度古”，高下立判。

　　歷史的車輪自有其前行的軌跡，身處其中的人也無法超越時代而存在。我們真正應當追尋的歷史，從來都不是一個基於當下的結論，而應該是基於歷史背景給出的客觀判斷。在歷史的洪流中，行他人所不能成之事，即是能者；想他人所不能想之事，即是智者；破他人不敢觸之樊籠，即是勇者。他們都是歷史的推動者、書寫者，值得更客觀的評價，當得起我們更多的尊重。

　　木蘭，你冤，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