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是建立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開放和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提出的，其目標首先是要服務於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王玉主

　　“一帶一路”重要倡議出臺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圍繞著“一帶一路”建設的諸多項目也進入實質性推動階段。但各方對“一帶一路”的認識仍有模糊之處，一個表現就是討論中對於“一帶一路”是戰略還是倡議的分歧意見。這種分歧主要源自觀察者的視角差異，從我國經濟自身發展、從亞洲實現共同繁榮的需求角度看，“一帶一路”是一項極具進取心的發展戰略。

　　首先，“一帶一路”是建立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開放和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提出的，其目標首先是要服務於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可以用奇跡來形容，但在這個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積累了很多問題。一方面，國內東部、中部、西部經濟發展水準因為各地區參與全球生産網路和價值鏈的深度、廣度上的差異，形成很大落差。如何實現各地區平衡增長的問題從此前備受關注的國際問題變成中國自身也面臨的重要挑戰。另一方面，追求高速增長理念造成的忽視環境成本的後果開始顯現。加上伴隨人口紅利消失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使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壓力陡然增加。

　　因此，如何使中國各地區都能加入到全球價值鏈，如何使中國企業在“微笑曲線”上能向附加值更高的兩端攀升，形成更具競爭性、更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結構，成為決定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步驟。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帶一路”的“西進”不僅帶有地緣意義，更要為中國的地區平衡發展拓展新的國際空間、開闢新的思路。

　　其次，“一帶一路”是在國際經濟區域化日益深化，亞洲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一體化陷入“飛地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它還要通過推動新的區域合作模式，帶動亞洲經濟的共同增長、共同繁榮。

　　眾所週知，亞洲的東亞各經濟體在冷戰後取得了被世界銀行稱為“東亞奇跡”的經濟增長，但人們往往忽視了同處亞洲的南亞、部分東南亞、部分東北亞國家經濟依然貧困落後以及因此而造成的亞洲內部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現象。

　　伴隨著亞洲經濟發展的這種不平衡，亞洲的區域化安排呈現“飛地”特點，即往往限于自己的次區域，並因為受制于全球生産網路或供應鏈而與亞洲區外的發達經濟體保持著密切聯繫，而與亞洲其他次區域缺少合作。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長期以來世界經濟總體上受西方主導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亞洲自身地緣上相互分割、內部互聯互通水準低下的結果。但即使在西方經濟吸引力下降、中國經濟增長開始顯現火車頭作用的情況下，要推動亞洲合作實現共同繁榮仍需突破亞洲各次區域之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缺失這個瓶頸。

　　“一帶一路”倡導的互聯互通、特別是習主席提出的“五通”理念，針對的正是亞洲內部不聯不通這個癥結。無論是得到世界廣泛支援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是規模巨大的絲路基金，首要的目標都是要突破阻礙亞洲內部一體化的互聯互通瓶頸。當然，中國推動亞洲合作並不全是利他行為。只有把沿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基礎設施建設做好，中國尤其是中西部地區才能與這些國家和地區開展更緊密的合作，實現與東部地區的均衡增長。

　　因此，不管對“一帶一路”做怎樣的戰略解讀，都不應忽視“一帶一路”的提出背景和初始關懷。因為無論它要服務怎樣的戰略目標，它首先應該在經濟上是成功的，能夠為中國和亞洲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