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帶走生命 卻帶不走歷史

　　■姜浩峰

　　“只需3億日元就能全部解決‘慰安婦’問題。”這是日本雜誌《週刊現代》曝出的安倍雷語。6月上旬，安倍晉三召集關係密切的一些媒體負責人，召開“懇親會”。據透露，在這樣的酒局上，喝多了紅酒的日本首相頗有些胡言亂語，也或許是酒後吐真言，他以“3億日元”這樣一個數字，來掂量整個“慰安婦”問題。3億日元，大致相當於1500萬元人民幣。同樣是用數字説話——166個上海日軍慰安所分佈情況最近被首次披露。

　　新證據不斷涌現

　　2005年，通過10年調查考證，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撰寫的《上海日軍慰安所實錄》曾認定149處慰安所原址。又是整整10年之後，經過艱辛的調查、取證，又新認定17處慰安所。作為學者，蘇智良從1990年代開始，跑遍萬水千山，蒐集證據，成為海內外知名的“慰安婦”研究專家。即便如此，對每一個新發現的與“慰安婦”有關的事物，他仍會仔細考證。比如新發現的日本印製的標記有“慰安所”字樣的老地圖，共有三張。

　　其中一張《虹口地區地圖》，係當年的日本宇野商店印刷製作，圖上標明虹口橫浜橋附近的慰安所和克明裏慰安所等。

　　另一張《上海街區圖》，係1937年8月15日在東京印刷，圖上標明繪製單位——“大日本帝國陸地測繪部”，並標有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大一沙龍”的坐標。

　　“大一沙龍”的生意有多好？家住東寶興路108號的陸明昌老先生於1994年回憶説，他自己從1932年初直至抗戰結束，一直在“大一沙龍”工作，負責燒飯、搬運啤酒等。“營業情況一直很好。因此，老闆近藤就隻身帶著錢財跑回東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龍’便由老闆娘近藤美津子一個人支撐。大約在1944年左右，老闆娘死了，此後則由其兒子經營，直到抗日戰爭結束。”

　　稍晚年代的《1943年最新大上海地圖》，由日本堂書店發行，森武久製圖。其中在虹口至少確認兩處慰安所——上海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和“大一沙龍”慰安所。

　　那麼，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呢？蘇智良告訴記者：“這就是一個為日本海軍服務的慰安所。”據考證，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前，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擁有兩處專用娛樂慰安機構。一處位於四川北路多倫路路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對面，係軍官專用的“海軍俱樂部”；另一處在峨眉路400號，即日本海軍陸戰隊的“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

　　峨眉路400號慰安所的考證、發現，最初來自從江蘇科技大學退休的周新民先生。

　　周新民告訴記者：“關於‘日本海軍俱樂部’，當時我翻遍了國內資料，都找不到線索。在蘇智良教授的幫助下，找到了1937年日本的《改造》雜誌，其中提到了不少日軍娛樂慰安機構，有很多名稱，未必直接寫慰安所。”

　　時間帶不走歷史

　　麻生徹男是戰時日軍軍醫。據他根據自己親身經歷所撰寫的回憶錄《從上海到上海》記載，1938年1月2日，日本軍艦“海運丸”將日本軍方徵集的日、朝女子104人作為“緊急軍需品”運抵上海。麻生徹男對她們進行的體檢結果顯示，24名日本婦女患過性病，她們中的絕大部分是妓女；而80名朝鮮婦女基本是處女， 顯然是被誘騙來的。

　　相當數量的女性在被日軍殘暴的性虐待過程中死去；戰爭結束之際，部分日軍曾奉命對“慰安婦”進行肉體罪證消滅；輾轉存活下來被調查所證實的女性，或不能生育，或精神失常，或肢體傷殘，無一不在極度痛苦中掙扎。

　　對於安倍晉三喝著紅酒笑談“慰安婦”問題的潑皮説法，南韓外交部發言人魯光鎰表示，必要時須讓日本政府對此事件表明立場。與此同時，日本民間倒也不乏正義之士。7月4日，日本自由記者土井敏邦拍攝的南韓“慰安婦”證言紀錄片《與記憶共生》在東京澀谷一家小型電影院正式公映。

　　《與記憶共生》根據土井1994年至1996年在南韓原“慰安婦”住所——“分享之家”——採訪拍攝的視頻製作而成，其中記錄了7名前“慰安婦”的證言。她們在紀錄片中作證指出，當時她們被“為日軍製作軍服”“當護士”等各種理由哄騙或強行拉走到新加坡、中國上海等地充當日軍“慰安婦”，“被當成‘處女貢品’獻給日軍長官享用”，在極其簡陋的房間裏充當日軍的性奴。

　　而安倍的酒後胡言，又豈止在“慰安婦”問題上。比如針對日韓外長會談，安倍説：“我説過，只要等待，韓方就會主動找到府來。”對中國——安倍忽而放言“安保法案就是衝著南海上的中國”；忽而宣稱要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軍合作，“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國”。他甚至拍胸脯承認“的確在謀劃和中國的戰爭”。

　　去年記者採訪蘇智良時，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認定的中國“慰安婦”倖存者，在世者尚有32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陳麗菲教授透露：“今年這一數據減少到22人，死亡12人，新發現2人。”然而，時間帶得走生命，卻帶不走歷史。“慰安婦”問題，無疑是日本于二戰期間犯下的罪行，是人類歷史上時間和金錢無法撫平的創傷。

　　（據《新民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