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我與中國人民大學的楊慶祥和華東師範大學的黃平作過一次關於“80後”寫作的三人談。當提及郭敬明的作品時，我表達了反感和憂慮：郭敬明的小説由一系列“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有車有房、名校名企、大都會、英俊愛人——構成，這樣一種敘述直接體現了年輕讀者對於世界、對於生活理想的理解（“我要成為那樣一種人”），最危險的是恐怕也會成為“最終的理解”。而設若多年以後，後來的研究者對21世紀初葉中國的青春文學産生興趣，選取那一時期佔據市場份額最大的小説（我們經常會迷信數據的）——比如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來尋訪當時的青年。就是説以郭敬明式的文學以及衍生産品為鏡像、管道來理解我們這代人，那實在是件恐怖的事情！總之，我覺得郭敬明的寫作是逃避現實的，尤其危險的是其背後有一條完整可複製的産業鏈和巨大的集團力量。後來，在給復旦大學本科生開設的一門“當代小説選讀”課上，我現場作調研，問在座的可有“小四”的粉絲，隨即教室裏爆發了一陣哄堂大笑。這也許包含著我認可的態度：對於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就應該採取魯迅先生的姿態，“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2013年，我讀完了一個“90後”寫的長篇小説，一共有20多萬字，即冬筱的《流放七月》。並不是説這本小説寫得有多好，其實裏面集中了不少當下青春文學的通病。然而，特殊之處在於，小説採用了兩條推進線索，一方面寫當下年輕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在探究歷史之謎——文學史上的七月派。小説單行本的封底照例印著一些推薦語，其中一個推薦人這樣説：“我在冬筱身上看到了他與現下‘90後’作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選擇了一個較為嚴肅的題材與青春銜接，那就是‘歷史’。”説得很貼切，由此我會原諒這個年輕作者筆法的煽情甚至濫情。當理性的歷史反思能力可能還不成熟的時候，他只能選擇以一種創傷性的體驗去溝通，去共感他的前輩們在歷史迷霧中的纍纍傷痕。這個“90後”作者本人就是七月派的後人。聯想到牛漢、化鐵先生的辭世，感覺好像是文學傳統的薪盡火傳。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流放七月》最初是在《最小説》上連載的，單行本由“最世文化”、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我上面引述的那段推薦語就出自郭敬明。

　　前幾天，我讀了一篇科幻小説《單孔衍射》。作者劉洋巧妙地設計了時空傳輸和時間壁壘，在極限情境中，人類社會迅速實現了“世界大同”。小説給我很大震撼，因為在目前一般主流的文學刊物中已經很少看到對於人類社會“遠景”的想像。這篇小説的原發刊物是《文藝風賞》，是由笛安主編、郭敬明推出的主題書。我趕緊買來這一期翻閱，更大的震撼隨之而來——這一頁上在肆意鼓吹《小時代Ⅰ》《小時代Ⅱ：青木時代》“閃耀大銀幕”，不由得讓人感慨資本的力量無孔不入；旁邊一頁上一位年輕的科幻作家正激進地想像著如何實現世界大同。如此針鋒相對的兩股力量悖謬地扭結在一起！而擴展一點看，當下中國科幻年輕一代的作家中最優秀的幾個，比如飛氘、陳楸帆、寶樹，都是郭敬明旗下簽約作家。

　　我上面舉例的小説，就題材而言，一篇關於歷史，一篇指向未來。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郭敬明不斷刷新我的文學想像。他真的那麼簡單？猶如一位君王，郭敬明傲然統領龐大的國土。但這也許並不是單一、均質的空間，甚至內部産生了對衝的力量，而“他的國”與其他“國家”毗鄰處暗流涌動。肯定有朋友會覺得我少見多怪：郭敬明是商業資本的代表，商業資本肯定是吞噬一切的，什麼東西“為我所用”就吸納什麼。是不是結論到此為止？本文的標題近乎戲謔，我只是想借此提醒大家重新出發去理解郭敬明。

　　對於郭敬明個人的寫作風格，我依然維持原先的判斷，甚至我感興趣的不是郭敬明“帝國”疆域的高低起伏和峰迴路轉，或者他的“統治術”，而是在面對“他的國”時，我們自己的選擇，以及我們文學批評的立足點在哪？能不能拋棄先前簡單的成見，在對峙之外，勇於“入室操戈”？尤其是當冬筱這樣的作者出現的時候，當那些寫科幻小説的年輕人在商業市場和個人探索之間尋找一塊迴旋餘地的時候，能否感知到他們在多方博弈的間隙裏所進行的“借水行舟”的嘗試？我們喜歡把文學分類，精英文學、通俗文學、嚴肅文學、類型文學……其實，重要的是，這些文學板塊的內部以及板塊的縫隙間，存在著産生新意義與可能的空間，儘管目前這些空間還很曖昧、不穩定。我在《最小説》的網路論壇上發現，許多郭敬明的粉絲並不怎麼接受冬筱向歷史致敬的寫作風格。這就是個值得追蹤的話題：接下來，是郭敬明式的趣味成功改造冬筱的小説，還是冬筱的小説拓寬年輕讀者的閱讀視野？但我想，這正是文學研究者在今天的出發點。

　　（文／金理 作者係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