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去年9月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肖鷹以《當下文化病態批評》為題，在吉林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全國十余所高校做解讀當下文化現象的演講。肖鷹教授的觀點，一度引起網路的廣泛熱議。

　　■肖鷹

　　技術媒介的狂歡

　　我們對資訊的接收，是一種被切斷語境的接收。缺乏了背景，現實可以被任意重塑。學過電影的人都知道，同樣的鏡頭，前後連接不一樣，意義可能完全相反。這就是媒介的力量，這種力量被用於一種狂歡，網路因此走向極度的娛樂化。

　　這種狂歡會從根本上瓦解並顛覆傳統文化的價值選擇，以負價值代替正價值，醜的代替美的，惡的代替善的，假的代替真的。這樣便催生了“網路審醜化”。

　　“網路審醜化”使人們失去了自己最後一點廉恥。中國文化的病態，很大程度上是由“唯市場化”導致的，票房、點擊率決定一切。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我們中國是徹底“時尚化”了。

　　德國社會哲學家西美爾在《時尚的哲學》中指出，時尚的動機是超越客觀、超越審美和其他應用性的，時尚的動機只是一種形式社會學。在時尚普及化的時代，大眾行為都以喪失羞恥感為標準。沒有羞恥感，才可能有時尚的運動。這也許就是幹露露母女走到這個地步的原因。這就是當下文化的病態結果。

　　烏合之眾與“粉絲”文化

　　在這個標題下我想講的是郭敬明。郭敬明有很多追隨者，對於他們，郭敬明的小説雖然絮絮叨叨、反覆重疊，但是並不枯燥，永遠是“新鮮的”。閱讀郭敬明，不再是文學欣賞，而是一種被消費文化嚴重殖民之後的生活行為。就像我們習慣不時翻看手機，這只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儘管手機並沒給你帶來真正的新資訊，但是你還是要不時翻看。我認為，對於郭敬明的“粉絲”來説，閱讀他的小説、看他的電影，是一個全方位、整合性的一體化深層活動，一種生活——郭敬明“粉絲”生活。

　　談“郭敬明現象”，必須談他的抄襲事件，這是理解“郭敬明現象”的重要因素。抄襲案的終審判決郭敬明構成對莊羽作品的整體性抄襲，判罰郭敬明賠償莊羽20萬元並公開道歉。郭敬明公然聲明：只交錢、不道歉。郭敬明的態度招致了強烈的輿論討伐，但他的“粉絲”卻説：“抄襲有什麼不好？只要是小四的，抄的我們也愛。”甚至出現了一個新成語，叫“三毛抄四”，説已故台灣女作家三毛的《夢裏花落知多少》書名是抄襲“小四”！

　　“粉絲”文化就是這樣的文化：讓每個人放棄自我，喪失個性之後，去追隨他的偶像，然後尋死覓活地維護偶像的存在。

　　在當下這個大數據時代，他們的追隨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被誘導的。所以郭敬明的“粉絲”——根據我的觀察，包括韓寒的“粉絲”、崔永元的“粉絲”、趙本山的“粉絲”——都非常不講道理。因為作為“粉絲”時，他們不再為自己作為個人承擔責任，也不再需要道德。準確地講，“粉絲”在群體狀態下，因為意識受控于群體觀念，喪失了個性，從而具有非理性、幻想性、偏執、狂熱、非道德化的心理特徵。

　　資本權力與自由神話

　　談韓寒比較危險，不管支援他還是反對他，似乎永遠是錯的。韓寒為什麼能走向神壇？我認為，根本原因是産業資本和文化權力的勾結。

　　韓寒最初被打造成神話，是出於兩個需要：一是韓寒家庭，尤其是他那個望子成龍的父親韓仁均的需要，倒未必是韓寒本人的需要；二是上海《萌芽》雜誌的需要。

　　當時的《萌芽》經營慘澹，急於尋找脫困的捷徑。它在“新概念作文大賽”時發現，所有參賽選手中，只有韓寒有特別的新聞價值。一位七門功課高挂紅燈的桀驁少年獲得作文大賽一等獎，不但極博眼球，還確證了《萌芽》是天才伯樂。後來的輿論確實將《萌芽》看作了發現甚至創造“天才作家”的聖地，於是在全國文學期刊極度萎縮的境況中，當年的《萌芽》訂閱量從幾千甚至幾百本，一下攀升到50萬本。

　　在對“天才韓寒”的神話塑造中，除了文化權力，還有産業資本的力量。韓寒除了有“天才作家”“公共意見領袖”的身份外，還是眾多品牌有形和無形的代言人。近10年來，韓寒一直是被特殊推薦的“新浪部落格頭牌”。最近，韓寒代言了一組新浪移動客戶端的戶外廣告，上面用了韓寒的照片，廣告語為“新聞不是討你喜歡”、“新聞不是審判”等。新浪到現在仍不願意放棄韓寒，不正是覺得他還可以吸金嗎？韓寒背後有強大的資本力量，最初是打造他、包裝他，現在是利用他。

　　韓寒神話的群眾基礎、社會基礎是什麼？是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直到今天中國依然是一個習慣奴欲與崇拜的國度，不論我們想追求自由還是表現反叛，都要攀緣在一個偶像身上。德國哲學家本雅明説過，“哪有乞丐，哪就有神話”。“韓寒神話”就是我們遍佈精神乞丐的文化製造出的産物。

　　大數據時代，我們在媒介控制下的自由幻想中生活。媒介資訊無止境地消費現實，因為盲從和輕信，我們常常是在假造的文化景觀下群聚。我們會在資本權力和媒介權力、文化權力多重的夾擊下失去真實，或者氣餒妥協，變成它們的犧牲品。這就是當下中國文化的病態。

　　（原載《中國教育報》）